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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安迪:透過評注理解中國古代思想文化

浦安迪:透過評注理解中國古代思想文化

——訪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和比較文學系榮休教授浦安迪

孫妙凝

  浦安迪(Andrew H. Plaks),1945年出生于美國紐約,1973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現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和比較文學系榮休教授、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東亞系教授。浦安迪通曉十幾種語言,尤其對漢語、日語、俄語、法語、希伯來語最為精通;研究領域廣泛,如中國古典小說、敘事學、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西文學文化比較等。代表作品有《〈紅樓夢〉中原型和寓意》(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中國敘事文:批評與理論文匯》(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明代小說四大奇書》(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等。

  中國古典小說研究領域的學者可能很少有不知道浦安迪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他對明代小說四大奇書的研究令中國學界耳目一新,很多現在這一研究領域的執牛耳者都受其影響。近年來,他致力于中國古代思想經典及其評注的研究,并負責主持海外學者將《左傳》、《法言》等名著翻譯成英語和希伯來語的出版計劃。

  記者在北京大學課堂上見到浦安迪先生時,他正帶領學生一條條理解、辨析儒家經典中詰屈聱牙的評注。他目光炯炯,言談間帶著令人意外的謙遜。談到他個人的學術成果,浦安迪說:“我懂的東西很少,我的學生比我博學。”

  從《紅樓夢》走近中國古典小說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從前的研究領域是中國古典小說,為什么會對此產生特別的興趣?

  浦安迪:我首先學習中國的語言,后進一步研習中國文學。先看白話小說,再看文言小說,基本是依照這樣的次序學習。我曾在臺灣地區留學,當時我的一些老師非常喜歡《紅樓夢》,他們曾在大陸的大家庭長大,有著類似的個人體驗,因此對這本書很有感觸。他們是《紅樓夢》的忠實讀者,但并不都研究它。這是我早期對《紅樓夢》感興趣的原因之一。文本細讀很重要,我的博士論文就是《〈紅樓夢〉中原型和寓意》,寫作時至少通讀了兩三遍文本。當時比較流行用敘事理論來研究小說,我發現用其中一些理論研究中國古典小說很合適,比如明代的四大奇書、《紅樓夢》、《儒林外史》都與之有或多或少的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報》:就中國古典小說而言,明代四大奇書及《儒林外史》、《紅樓夢》一直是學界研究的熱點。除此之外,您認為還有哪些有價值但沒有受到充分重視的小說?

  浦安迪:除了明清時期的六部古典小說外,《醒世姻緣傳》也很值得關注。然而,目前將其視為文學文本的研究并不多,事實上它有很大的研究價值。首先,作者對于中國古代的道德和社會有深刻的認識,書中常常有諷刺和挖苦的手法;其次,其結構乍看之下似乎雜亂,但實則十分精細,是百回本的慣例模式,按照十回來劃分單元,同時也有著細密的敘事紋理。總之,它在很多地方與四大奇書一并為小說文類所確立的結構與修辭特征相一致,常常體現出作者對結構與修辭技巧的自覺控制,在思想上也有深刻的寓意。這本書具有文人小說的特征,不應該被看成二流的通俗小說。如果我們將其與明代四大奇書相比照,就有可能深入涉及明清小說的文學分期與文學類型等重大問題。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第二等的古代小說,除非是專門的研究者,一般讀者不會了解這些作品。現在有些人因為四大奇書來貶低這些作品,是不應該的。

  使用西方文學理論應注意中西學術傳統差異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經常使用反諷的美學理論來解讀中國古典小說,為什么會特別注意這個現象?能否以此為例說明如何將西方文學理論運用于中國的敘事文類研究?

  浦安迪:反諷不是指諷刺,而是言此意彼,表面上講故事,其實還有另外的意思。這在四大奇書中有很明顯的體現。可以看出,這些16世紀的寫定本,對先前敘事素材作了反諷性修改,而非直接加工。比如,同樣是講取經故事,百回本的《西游記》就和其他版本很不一樣,其中有太多比喻性和寓意性的東西,讓人沒辦法不重視這種暗示。明末的百回本小說對民間故事有一種反省。有時不一定把故事主人公作為英雄看待,而是在道德層面和歷史價值層面進行反思。比如,宋江在民間故事里是完美的英雄,在《水滸傳》中的形象就未必積極,《三國演義》對劉備和諸葛亮的塑造也是如此。明末的作家對此特別敏感,讓讀者自己去判斷。

  西方文學理論也分不同階段,有古典主義、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等不同流派。在使用西方文學理論時,需要考量理論產生的語境與小說語境的相似性,還要特別注意不同的學術傳統。20世紀后半期,匈牙利學者喬治·盧卡契(Georg Lukacs)就很強調反諷。用這種想法套用以四大奇書為代表的中國古典小說,在語境上是合適的。它們雖然來源不同,但是有很多重疊的地方。

  事實上,明末就是一個充滿了反諷意味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的詩歌、戲劇、繪畫都有這個特點。拿繪畫來說,當時的畫家董其昌就很注意翻出新意,打破慣例,而小說興起的時期也正與中國繪畫理論高歌猛進之時相呼應。這與當時的社會思潮有關,這些作品或許可以解讀為對當時特殊思想潮流的直接反映。而且,明末文人的世界擴大了,文人與西方學者和傳教士的交流不斷增多,加上時代的動蕩,此時的社會已經不是一貫的儒家統治,鐵板一塊的王朝統治秩序裂痕不斷加深。而“反諷”理論的提出也未必單指俄國文學,它是以整個歐洲的思想文化變遷為大背景的。當時的歐洲已經經歷了中世紀和文藝復興,人們的人生觀和宇宙觀都呈現出開放性,這與明末有相似之處。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看來,中國古典小說和西方小說的比較研究應如何進行?前幾年在中國學界關于莎士比亞和湯顯祖作品的比較文學研究曾一度流行,您怎么看待這一比較?

  浦安迪:中國古典小說特別是四大奇書,是可以與西方小說進行比較研究的。但是不要隨便說西方小說如何、中國小說如何。有時候比較的對象也很重要,比如,將中國十六七世紀的作品與現代小說比較就不合適。比較對象完全是同一時期不太可能,但是應當將新小說和新小說比,舊小說和舊小說比。

  舉一個例子,在很多西方學者眼中,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是歷史上第一部最好的小說。從很多角度看,孕育它的西班牙文化和明末文化有相似之處,小說和戲劇都是。中國明末的小說和戲劇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多是同一批文人創作的,西班牙也是這種情況。此外,作品的主題也有很多相似性,比如表達人生如夢的思想。就社會背景來看,明末的中國經濟發展很快,從以農為主的社會走向現代經濟的社會,與海外也有越來越多的交流。而西班牙在歐洲歷史上很特別,它長期被阿拉伯人統治,很像中國古代邊境被外族統治的情況。

  至于湯顯祖和莎士比亞的比較,我要先說一個曲解。湯顯祖是明代的大文人,對于當時的思潮,如理學、心學都有一定的研究。而莎士比亞雖然是文學巨匠,但并不能算思想家。他寫的悲劇很深刻,但并不包含知識性的內容。在這一點上,兩個人的差別很大。當然二者也有相似性,莎士比亞的作品中最好的是長劇,湯顯祖的代表作是傳奇劇。二者在結構上都有復雜的循環往復,有一個主題故事以及分體的小故事。比如湯顯祖的《牡丹亭》,與杜麗娘的“游園”、“驚夢”平行的還有柳夢梅的故事。莎士比亞的喜劇也有主線和其他場景。

  人們對儒家和猶太文化都存在誤解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目前正致力于中外古代思想與解經文獻的比較研究,請問您是何時轉向經學研究的?

  浦安迪:大約是20年前,因我一向好古書,研究猶太文化也比較側重于古代經典,對于中國的古代經典我也很有興趣。我起初是研究中國的古典小說,但這還不夠古老。此外,在讀明清文人的小說時,我也注意到其中經常提到四書五經,特別是四書的思想。比如,賈寶玉和薛寶釵的對答中提到“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暗示的是道德經的一句話“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薛寶釵也曾引用孟子的話,從古代思想經典得出相反的意思。曹雪芹對于中國古代經典思想,特別是四書有著重要的理解。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是中國古代儒家經典和猶太教經典的比較,為何會選擇這兩個對象進行比較?

  浦安迪:歷史上有很多古老的文明,但其中古老且延續至今的古代文明就只有中國文明和猶太文明。其他古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蘇美爾文明已經消亡,印度文明和希臘文明也是延續至今的,但后來由于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的介入而有所改觀。我特別重視學術傳統的傳承。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儒家經典和猶太經典可以在哪些層面上進行比較?如何進行比較?

  浦安迪:現在人們對于儒家文化和猶太文化都存在一些誤解。從內容上看,將儒家思想認為是入世的太簡單化了,其中也包含很多形而上的內容,比如張載的一些思想。認定猶太文學都是出世思想也不對。《圣經》開篇寫上帝創世,之后的內容也都是人世間的想法。

  儒家和猶太的學術傳統都很久遠,可以進行比較。首先,在內容上,它們的古代經典都運用了解經的方法,加之以哲學性的闡釋。其次,這兩個傳統都特別注意古代經典中的道德問題,解經學家會找出其中的難題和困境。比如,古代中國和猶太的經典文獻中都強調孝道,解經學家在評點時并不僅僅是說好話,而是要解決一些實際的難處。中國古代有《二十四孝》這樣的經典,猶太文化的“十誡”也提倡孝敬父母。但有一個問題是,如果父母教你做壞事,違背教法,你應該怎么辦?抽象來說,就是是否應當把孝道作為全部道德思想的本質。在這個層面上,兩種文化有很多共通之處,也都提出了各自的解決方案,比如《禮記》中寫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猶太文化中則要講明盡孝道要到什么程度。比如給父母養老也是有限度的,竭盡自己的所有,致使自己的妻子兒女活不下去是不可能的。當然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回答。不過,二者的一個很大區別是,中國的儒家經典與政治息息相關,而猶太歷史中沒有政治背景,近兩千年都沒有國家,但奇怪的是,在流亡的兩千年中,很多猶太哲學家開始假設未來恢復國家后需要考慮的問題。

  除了猶太教以外,我對印度、希臘的古代經典也很感興趣,比如印度的《吠陀經》、《奧義書》。印度古代有一個公認的偉大思想家叫商羯羅,但他沒有思想專著,只有評經,他的哲學就是不二論。幾年前我到印度去尋訪解經文獻,看到其中有一個專門名詞叫“atman”,指全部宇宙的精神和本性。商羯羅在評注時深入了唯一不二的思想。其實,這種看法莊子的《齊物論》也涉及過,且十分深入。

  古典名著翻譯中語言和概念最難

  《中國社會科學報》:能否介紹一下您主持的中國古代思想經典名著翻譯工程?目前進度如何,遇到哪些困難?

  浦安迪:目前我主持的一項中國古代思想名著全集的翻譯工程,計劃出四五十冊,主要書目是中國先秦至唐代的思想經典,如《法言》、《左傳》、《說苑》、《竹書紀年》、《晏子》等五十冊,當然也包括《史通》,形式是中英文對照。《論語》、《詩經》有翻譯的計劃,但還未著手,譯者以海外學者為主。第一批著作將會在幾個月后出版,包括加州伯克利大學歷史系教授戴梅可(Michael Nylan)翻譯的《法言》、李惠儀和另外兩位學者翻譯的《左傳》等。這并不是一個很有系統的計劃,我們鼓勵一些學者提出申請,然后我們來批準。

  這個項目始于十幾年前,先是同耶魯大學合作,后來轉到西雅圖華盛頓州立大學,由華盛頓州立大學出版社出版。當時的想法是,在海外漢學界,雖然漢學家能夠閱讀漢語原文的著作,但是有的學生尚力有未逮。給學生上課還是需要翻譯本。19世紀英國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曾經翻譯過部分著作,但是當時的英語很難讀,而且每一部都是按照當時最流行的程朱評注的方法,并沒有把不同的見解調和,這次的《左傳》由三個人合作,以李惠儀為主,翻譯很精良。在以色列,希伯來語的四書已經出版。

  當然,做這個項目有一些困難:一是語言,二是概念。翻譯古代思想文獻,首先要明白作者說了什么,但是很多文獻很難理解,需要依靠古代的評注。

  《中國社會科學報》:能否介紹一位對您影響很深的老師?

  浦安迪:我會提到牟復禮先生。他于1922年生于美國西部的一個很小的村落,曾在美國空軍服役,在哈佛大學、金陵大學學習文史。1956年到普林斯頓大學建立東亞學系,一直到1987年退休。30年間都沒有做過系主任。退休之后,牟復禮先生移居科羅拉多的山中,實現了山居的理想。

  牟復禮先生著作等身,從他的研究可以看到一個漢學家的研究領域竟能如此廣闊。他的博士論文是對明初詩人高啟的研究,不僅是研究詩歌,而且將其作為當時非常重要的歷史人物進行考察。他的《中國思想之淵源》是薄薄的一本小冊子,介紹了中國古代的儒家、道家、佛教等思想文化最基礎的東西,被很多美國大學的漢學系作為教材,其中內容非常深刻。后來他還翻譯了蕭公權先生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一冊在1979年出版。除此之外,他還是《劍橋中國史》的編撰者,1988年他和杜希德出版了頭兩冊,影響很大。最后是《帝制中國:900—1800》(Imperial China: 900-1800),中國通史雖然有好幾個版本,但是這本書是很特殊的,此書出版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讀完了1000多頁,給了我很多新的想法和新的啟發。

  鏈接

  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陸揚評點浦安迪:

  浦安迪先生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學者,也是一位很罕見的對中國古代經典有著深入了解的漢學家。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古典小說,但他對中國古代經典也有著貫通性的深刻理解。

  浦安迪懂得很多種語言,至少是美國漢學家中懂得外語最多的人。而他又有很強的猶太文化背景,是猶太宗教的忠實實踐者。他從前致力于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其背景是明末文化,當時他就很重視經典當中體現的文化價值、道德意識。后來,他的學術生涯出現了轉型——從古典文學轉向對古代經典的研究。表面上看,這兩個領域差別很大,但實際上有相通之處。從研究小說的方法來看,他并沒有把其作為純文學,而是將其視為“新經典”。所謂“新經典”,就是認為明清小說,特別是明末小說的意義并不只在于小說本身,而是通過注解體現出來。浦安迪將小說和評論看成是一個整體,認為要理解小說的底蘊和內涵,不能脫離后人對它的評論。在某種程度上,他把小說看成儒家經典的經和注,而后來他對儒家經典的研究也反過來影響了其小說研究。另外,他很早就開始注意到中國古代文本中的“修辭”,比如儒家經典的經和注存在一種“修辭”關系。這里的“修辭”指一種表達,對經典含義的闡發,帶有詮釋學的意味。

  因此,浦安迪的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儒家經典研究以及猶太經典研究可以看作是互通的。這是他研究的另一特點。一方面,他能像文學批評家一樣從文本內部考察它的結構;另一方面,也能越出這個范圍,從明代歷史背景的角度進行觀察。后來,“新批評”也影響了他對儒家經典的研究。他既有著原來特殊的學術風氣訓練下的學術傾向,也結合了自己的文化背景,發展出對經典獨特的閱讀方法。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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