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滾動新聞>>許嘉璐先生在世界漢學大會上的演講

許嘉璐先生在世界漢學大會上的演講

200年河東,200年河西,未來康莊—許嘉璐先生在世界漢學大會上的演講

許嘉璐

演講者:許嘉璐 地點:世界漢學大會(中國人民大學) 時間:2014年9月

20140930_001

許嘉璐先生簡介

許嘉璐先生是我國著名的語言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他1937年生,江蘇淮安人,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教授,博士生導師。

許先生致力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和弘揚,促進高端人才的培養和學術傳承;致力于兩岸人民廣泛交流和相互理解,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致力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促進國家健康發展和改善民生;致力于世界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之間的交流和廣泛對話,促進世界和平。(作者提供照片)

20140930_002

利瑪竇,意大利傳教士,明朝萬歷年間來華居住。為當時中西方文化科技的交流作出重要貢獻。 CFP

    東學、西學的交流,離不開這400年在世界上發生的種種事件;何況這400年正是世界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時代。地域相隔的兩方面學人對對方學術和文化的觀察、理解和判斷,也脫離不了“過去”和“現在”對我們“在客觀上而非主觀上”的影響。根據文化的和非文化的事件的歷史情況,我們可以看到在這400年中東西交往的幾次巨大變遷。

    17、18世紀,就中國和歐洲之間的關系而言,除了貿易交往,由于地域特征的局限和固步自封的政策,中國還沒有主動地去了解歐洲的事情,自然對歐洲文化所知甚少。歐洲方面,根據《圣經》傳播福音于全世界的啟示,開始有傳教士進入中國。除了廣為人知的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虔誠的耶穌會士,實際上,從白晉、龍華民等傳教士和漢學家為萊布尼茨提供的關于中國文化情況和資料看,當時傳教士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已經比較深入。

    作為與笛卡爾、斯賓諾莎并列為17世紀歐洲最偉大的哲學家,萊布尼茨是以平等的眼光和類似發現文化新大陸的興趣看待中國的。同時,他和他的學術合作伙伴以自己所信仰的基督教教義和概念,以歐洲式的“理性思維”來理解和分析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因而其所得出的結論與實際情況不符或距離甚遠,也就理所當然,不足為怪了。

    這一時期,我們似乎可以稱之為基本單向的、以歐釋中階段,或者可以稱之為“合儒超儒”、窺測探索階段。這一階段大約經歷了200年。

    17、18世紀之交,英國“東印度貿易聯合公司”的組成和對印度從經濟到軍事進行全面殖民統治開始,歐洲對印度的興趣急劇上升而對中國的興趣急降。神學界和哲學界從印度教經典中發現了另類偉大的哲學以及和歐洲語言同屬一個語系的印度語言,于是研究印度文化的熱潮不但遠遠湮沒了對中國文化的關注,而且為后來以黑格爾為高峰的、未經了解和研究就對中國文化加以貶斥的定勢思維和輿論提供了背景和條件,也為歐洲中心論增添了火力。與此同時,印度生產的鴉片大量輸入中國,為黑格爾去世前不久發生的對世界格局和走向產生巨大影響的中英鴉片戰爭埋下了導火索。1840年中國戰敗,1842年不平等的、屈辱性的馬關條約簽訂,從這時起,對中國文化的殖民統治正式開始了。

    一批中國文化的革命先驅人物,經過痛苦的反思,得出了結論:對外喪權辱國,對內壓榨百姓,根子就在政治制度的老朽和傳統文化的荒謬。于是,大量知識分子奔赴西方,幾乎是全方位地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和人文。從西方回來的中國人雖然也有人能夠在更為深入比較了中國和歐洲的文化之后,對兩方面都既有批評也有肯定,例如清末的外交官陳季同和人們更為熟悉的辜鴻銘;但是大多數都認為歐洲的文化一切皆好,中國則一切都不行。

    與此同時,從歐洲來中國的人也開始增多,大多數是商人和傳教士。前者就是典型的殖民者,居住、活動于特定社區,沒有深入中國的社會生活;后者則以“高級宗教”“絕對真理”的身份,君臨天下,可以說是以“文化帝國主義”的眼光看待中國,并把他們在中國的所見所思向歐洲介紹。這時的歐洲已經從兩個世紀前的“閉塞”狀況走出來,認識到了文化的多元本性,但是卻以建立在發達的工業、武器、科學和航海,加上基督教的排他主義基礎上的以“文化中心”和“權威”自居,則成為主流和正統的意識。

    這一時期似乎可以稱為點滴雙向的、不平等的交流階段,膚淺誤解,崇歐抑中階段。

    這一階段也占據了大約200年。

    第三個階段,也就是在經過了400年之后,我們正在經歷的“現在”。

    這個階段大體是從二戰之后開始的。兩次世界大戰,尤其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殘酷野蠻的二戰,發人深省。智者們反思:發達的現代技術為什么在帶給人們更高的物質享受的同時,也被用于掠奪和屠殺;一直被尊為絕對真理的現代觀念,自由、平等、人權、博愛,不但沒有真正得到實現,反而事與愿違。“現代性”、“現代主義”被深刻地質疑和批判。與此相伴而生的,是歐洲的智者們重視了人類文化的多樣性,開始較為公平地看待“他者”。所謂公平,我是指他們力圖擺脫歐洲中心論、文化相對主義,走向文化多元主義。例如孔漢思就把儒家思想視為人類第三個獨立的宗教“河系”,他稱之為“哲人宗教”。我們姑且拋開圍繞著“儒學是不是宗教”問題的爭論,把“第三宗教河系”說和萊布尼茨、黑格爾相比,就能夠清晰地看出歐洲認識中國文化的階段性,也可以透視出近幾十年來歐洲與中國文化交流的巨大意義。

    文化多元主義標志著人類對自身認識的巨大進步,似乎人類的思想正在回歸到軸心時代巨人們那里,同時帶來了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特別是世紀之交至今的20多年活躍于世界多處地方的不同文明對話。這些對話所產生的影響,已經超出了人文社會領域許多學科的范圍,波及國際法制定、環境保護約定、反對性別歧視等等跨國事務,對300年來世界性的思維定式也在悄悄地沖擊著。

    這個階段剛剛起步,而且我相信這樣一個符合人類文化規律和時代需求的交往一定會持續下去。要讓未來的路通暢無阻,就需要對在過去幾十年中歐交流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作深入的研究。既然現在的經驗是我們的基點,那么,我就想參照懷特海等過程哲學家以及哈貝馬斯、孔漢思等人的卓見以及中歐眾多學者的對話實踐,提出一些在我看來應該予以高度關注,需要中歐學者共同研究的課題。

    文化“多元化”早已是不爭的認識,但是在這一標題下卻包含著不同的內涵。我們似乎無須再就文化是否是多元的進行論證了,但卻應該清晰地分辨多元文化之間的種種關系。事實上,無論是廣大民眾的心理,還是在一些國家當政者所實施的政策和策略,我們依然可以從中感覺到一種盲目的文化優越感和“文化帝國主義”的殘留物。而如果不同文化不能真正的、完全的平等地對話,就不會有真正的心靈的溝通,當然也就不能達致彼此間的真正的和平。換句話說,在千百年來彼此隔絕、各自養成了牢不可破的風俗禮儀、宗教信仰后的今天,人們即使在理性上認識了文化應該是平等的,但在心靈深處總會有唯我獨優的影子,特別是在當前個人中心主義、民族中心主義泛濫的時代。因此,現在我們開展不同文明對話時難免遇到“荊棘和地雷”。但是,誠如保羅·尼特所說,“前面有危險”并不等于“此路不通”,“危險是實際存在的,但它們是可以避免的,有時需要小心地標示出來,有時需要繞道而行。”我猜想尼特的意思是,不同文化都應該培育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真正平等的意識,其中對所有宗教一視同仁是極為重要的。這個問題我在下面還要有所涉及。

    和這個問題相關的是,雖然在世界層面上“文化多元性”已成最強音,但在各個文化內部,不同的亞文化的平等地位也應該得到承認和保護。事實上在很多時候,這個很普通的事實常常被忽略。而沒這個領域里的文化平等,國家、民族和地區也就不會有和睦、和諧、和平。

    語言的局限和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是中-歐文化交往的巨大障礙之一。這兩個問題有時是疊加的。“我們領悟的東西多于文明在語言中能夠表達的東西。”“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不可言說”,說的是同一個道理。希伯來系列宗教從來對他們心目中的實在本體不作具體的描述,也是因為它是超越的、先驗的,“不可言說”的。

    不同文化的交流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對方用來表達自己內心感受和體驗的詞語和民族特有的敘述方式,也就是說,對方用心領悟的東西本來就難以甚至無法表達,說出來的往往是佛教所說的“假名”,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即其他民族、宗教和信仰的人又須越過不同語言的障蔽,當然就更難以確切理解對方。雖然已經有人指出普遍有效的宗教教義之所以為人們所接受,乃是因為它們的“自明性”,但是實際上如果跨越了文化共同體的界限,還是難以自明的。利馬竇、萊布尼茨這些先哲的經驗就是明顯的例證。在這個問題上,安樂哲有過大量論述和實踐,我也曾嘗試與之呼應。在我看來個中道理顯然,無須贅述。

    信仰的差異帶給不同文化背景者對話的困難更為深刻。信仰不僅涉及到悠久的歷史、風俗習慣,而且和哲學有著表里相糅、皮肉相粘的關系。我同意孔漢思的意見,世界上的各個偉大宗教是不可化約合一的,因為其“質”不同。盡管孔漢思認為“中國的理想境界‘天人合一’”“正是基督教人和神一致的觀念的一種表達方式”,他甚至在引用了海德格爾“道是一切”的話之后說:“如果存在的‘皆’為道,那么道不就等同于存在?”其實儒、道兩家對“天”和“道”的理解還有其復雜的內涵,和基督教的天人和存在并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樣密合。

    一般來說,在就多數文化形態進行交流對話時,信仰的差異不會成為障礙;即使討論不同的宗教和信仰,只要不是為了使對方皈依或要證明自己的宗教和信仰是唯一的真理,也不會妨礙交流的進行。我在這里所說的“帶給不同文化背景者對話的困難”,指的是如果要對對方的文化作深入的了解或進行交流,例如上述的天—人、道—存在問題,又如關于對善和惡的看法,實際上都已經涉及宗教教義和哲學,難以契合,原因就在信仰之異。

    到目前為止,恐怕誰也說不清每年在世界各地舉行多少場不同文化間的種種對話和活動,各國之間,主要是學者和神學家之間的關系日益親密和諧。但是似乎話題并不集中,對社會的影響并不是很大。

    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識精英之間溝通,最終為的是促進人類的和平,而不僅僅是為著學理的充實,更不是為了信仰的傳播。話題碎片化難以幫助解決當今世界的危機。這不能不說是急需認真思考的問題。

    當今世界引發人們憂慮的種種問題,歸根結底是在久經風雨之后仍然鮮活地存在于社會中、已經證明是正確的各個悠久傳統文化的做人標準,也就是民族的、宗教的倫理準則,遭到了嚴重摧殘。尋其根源,只是人心的問題:資本對利潤的無限追求,促使它用刺激人的感官和欲望的辦法不斷推銷花樣翻新的“新產品”,吊高人們對金錢的渴望,再加上對現代社會開始時形成的基本理念的扭曲和抽象化,于是形成了中國古老典籍《尚書·大禹謨》上面說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局面。在這樣一個滾滾紅塵的世界,只有重塑倫理道德,重新強調人的價值,人類的未來才有希望。

    眾所周知,自20世紀80年代起,歐洲一批具有很高聲望的公共知識分子,開始大聲疾呼建立人類公共倫理。代表人物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哈貝馬斯、孔漢思、科布等人,在座的杜維明先生也曾積極參與其中。他們的理論30多年來影響日益擴大,以至于聯合國發表了《通向未來之橋》,并和其他有關的一些世界性組織先后在制定一些條約和協定時也吸收了他們的主張。可惜的是,在這一段時間里中國學者很少或沒有參與其中,在涉及中國傳統倫理時主要由精通漢學的歐美學者向世界做出介紹。簡言之,在那二三十年里,不同文化間對話的浪潮中基本上沒有中國的浪花。討論人類共同倫理和連帶研究“世界責任”時,有著近14億人的古老民族缺席,不能不說是世界倫理論壇的損失。而在接近世紀之交時,歐洲那批公共知識分子所掀起的波瀾似乎漸漸減弱了。現在情況有了改變。從上一個十年起,中國學者參加世界性對話的機會忽然多起來了。中國人的參與和新的浪潮的重現,似乎是在接續20世紀那個令人振奮的波瀾,同時也證明,不但希伯來系列宗教之間及其和印度教之間可以坐在一起討論不同文化在倫理上的共性,作為“哲人宗教”的中國文化,同樣有這種需求,有這個條件,同樣和其他文化有著很多相通之處,因而豐富了論證人類共同倫理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可行性。

    在中歐文化交往的這個第三階段,我們可不可以相對集中地把構建人類共同倫理作為重要議題,順其自然地成為中-歐漢學家比較廣泛的關注點?世界上的事情瞬息萬變,我們的研究需要緊跟上這個生生不息的世界。同時,在這個宏大視野、宏大議題下,有許多需要進一步思考研究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所謂實踐,就是促使各國政府、政黨和社會團體自覺地、實實在在地承擔起“世界責任”。這也許就是科布所提倡的“超越對話”。起步于20世紀的那批先行者的成果和經驗與不足,都將是我們的寶貴財富。我們把他們手中的火炬接過來繼續奔跑。

    不同文化就著人類共同倫理進行研究討論,會受到諸多挑戰。的確,挑戰和機遇從來是孿生姐妹,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對應于我在前面所列舉的困難,我想提出以下幾點建議,或者可以視之為“對策”吧。

    在研究討論時,暫且擱置關于信仰的爭執,就著不同宗教和信仰所推崇的那些“善”的倫理和習俗進行對話。例如中國的儒家是不是宗教、佛教的“空”和涅槃是不是絕對存在、笛卡爾的二元論是耶,非耶,這類問題可以放到另一類的場合去討論。之所以如此處理,是因為前面所說的,這類問題太多,太復雜,已經辯論了幾百年尚無比較一致的認識,暫時付諸他所,并不妨礙對現實生活的觀察、剖析和爭辯。因為生活在貧困和苦難中的人們,以及同樣遭受了苦難的地球正在嗷嗷地等待著和諧、和睦與和平。 

    主要著眼于不同文化的倫理,從中尋找到人類共同的東西,似乎又回到了利瑪竇、萊布尼茨的時代。但是,這第三階段和第一階段有著“質”的不同,我們已排除了“排他性”“唯一性”和“絕對性”,不同文化是在完全平等地對話。不論是對一神教、“自然神教”,還是巫覡信仰,我們不再主要依靠他人轉述的第二手資料,也不再以自己的信仰為標準,而是要深入到對方的文化傳統和文化現實中去,以“無知”者、學習者和欣賞者的身份,把“他”視為“我”,在對方的語境中去領會另一信仰的概念、心理和習俗,去發現彼此的同與異。

    參與者一起研究如何應對全世界所正在經受的共同威脅。今年七月我參加了韓國政府舉辦的一個儒學論壇,我的講演題目是“中韓同命,攜手并進,奉獻世界”。事實上現在已經是“全球同命”了。我希望“世界漢學大會”呼吁全世界各個民族各個偉大的宗教,明確地宣稱在個人中心、金錢至上、技術崇拜、虐待環境這類“惡”的標準所鼓動起的大潮中,誰也不能幸免;唯有形成人類共同倫理,約束自己,監督政府,制衡社會,才是唯一的出路。

    我理想中的關于人類共同倫理的對話,應該不斷向著“深”和“廣”兩方面開拓。所謂深,即雖然擱置關于信仰和宗教教義的爭執,但并不等于一味回避,而是引進不同信仰的“教義”,尋其根源,證其必然。例如關于善與惡的界定、分辨。所謂廣,即不僅關注群體與群體的關系,而且要觀照個體與個體的關系,因為后者才是與億萬人們息息相關并受到廣泛關注的。只有不斷向著深而廣前進,未來的路才可能是無限的。

    要讓人類共同倫理成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向往和責任。關鍵是這一觀念需要通過教育、宗教和社區三個系統的積極參與,傳下去、擴開來。我們清醒地知道,學者的聲音一般只能達到學術圈子的邊界;而教育、社區和宗教則可以把我們的成果送到每個人面前。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種觀念要成為千千萬萬人的內在,決定性的動力在于自己對崇高的追求,而這正是困難之處:需要時間、環境、禮儀和學習。所以,當我們看到孔漢思在《世界倫理手冊》中單辟“如何實踐世界倫理”一章,也就不感到奇怪了。

    自古及今,所有民族的倫理,基本上是圍繞著構成我們這個世界的兩大組成部分而形成、展開、延續的:一是人,二是天,或曰自然。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就以空前的效率破壞著我們的小小地球和無限星空;后工業化時代因為技術以傳統思維難以想象的速度更新、創造,在引來人們高歌歡呼的同時,對環境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廣度瘋狂地毀壞。這種毀壞原本基本上出現在率先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后殖民時代到來,新興國家出現,殖民形式變得溫柔美麗,于是像亞洲、非洲的很多地方競相克隆18、19世紀的歐洲,災難實現了“全球化”。

    解決人類生存環境問題應該是人類共同倫理的重要內容。遏制物欲,蔑視奢華,敬畏天地,不同信仰和宗教都有各自的“方便法門”。在倫理的諸多方面,可能唯有拯救地球是最容易取得廣泛一致意見的。但是在其他方面,我們還需要把暢行了幾百年、幾乎人人知曉并且歌頌的自由、平等、博愛和人權,以及人們時常掛在嘴邊的“福祉”“正義”等等具體化。由理性概括的、抽象的倫理概念,容易并已經被一些人填進了許多與之相悖的貨色,異化了。當我們回過頭重新閱讀古圣賢的教誨時,驀然發現,無論是釋迦牟尼、孔子、耶穌還是柏拉圖,他們在提到那些人人欣羨的倫理時,從來不孤零零地空喊名詞術語,總是把自己的理念放在一個具體的語境中呈現。語境,就是最好的解釋。讓我們學習他們,給予世界一些人人能夠理解、歡迎、履踐的語言。而這也正是我在下面所要談到的。

    重新深入審視和研究“黃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們愿意人怎樣待你,你們也要怎樣待人。”一直以來被人們稱為“黃金法則”,為人所稱道。但是《黃金法則》一書的作者H.T.D.羅斯特說:“這是一個具有伸縮性的術語,對不同的人意味著不同的東西——它的涵義還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化。”對此,我們是否應該給以關注?是否還需要沿用這一術語?另外,有人把《馬太福音》的教導稱為“積極的黃金律”,而把孔子對“恕”的解說稱為“消極的黃金律”。這樣分化是不是合適?孔子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又該放在什么地方?怎樣理解耶穌所說的“恨你們的要待他們好,咒詛你們的要為他祝福,凌辱你們的要為他禱告”?這和“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教誨如何協調起來?等等,等等,都有待我們深思。

    孔漢思堅持他很有遠見地提出的“四項不可取消的規則”:堅持一種非暴力與尊重生命的文化;堅持一種團結的文化和一種公平的經濟秩序;堅持一種寬容的文化和一種誠信的生活;堅持一種男女之間權利平等與伙伴關系的文化。后來在他參與起草的1993年“世界宗教議會”的《世界倫理宣言》中,簡約為“不可殺人”“不可偷竊”“不可說謊”“不可奸淫”,他的這一杰出建議的精神也因此而更廣為人知。從那時到現在,人類又經歷了20年的歷練,人們基于自己的實踐和思考,基于當下的現實,對他的卓見還有沒有什么補充?人類共同倫理并不是烏托邦,而是“一種從現實出發的、有望實現的遠景”,是人類歷史的必然,更是在懸崖孤島上的唯一生路。但是,理想和現實的距離太大了。這20年來人類的災難非但沒有消減,反而更為嚴重了。我們是否應該探討:如何才能讓五大洲的公眾看到孔漢思的四項規則有了開始落實的苗頭?

    人類共同倫理和世界各大宗教的戒律、啟示、教導相符,可以說是世界不同文化倫理的共性或共同基礎。通過我們的細化、深化、傳播,特別是如果各國政府和各種組織擔當起應有的責任,就將給現在亂糟糟的世界帶來令人心醉的清風。但是,我們并不是棄理論研究于不顧。實際上也確實有些問題需要多視角地研究,例如,關于善、惡的起源、界定和轉化,關于研究對話時的優先性:是不同文化的差異性優先,還是上億人正在遭受的苦難優先?又如,共同倫理與國際法和本國法的關系,共同倫理和宗教、世俗的關系,在不少宗教那里,通過履踐共同倫理而獲“救贖”的形式;人類共同倫理對政府、社會和個人的約束力,等等。                                                                           來源:光明日報

滾動新聞/Rolling news
推薦專題/Recommend special
學者風采/Scholars    更多>>
  • “頑童”夏志清

    在現代文學史研究中,他最早發現了張愛玲的價值,他貶低老舍《四世同堂》,他認為魯迅被拔高,錢鍾書的《圍城》無出其右。有“快人”之稱的夏志清在學術上也愛憎分明,但無人否認他《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厚重價值

  • ·馬悅然...
  • 馬悅然:生于1924年,諾貝爾文學獎18位終身評委之一,也是著名漢學家,畢生致力于漢學研究,翻譯過《水滸傳》《西游記

  • ·孫康宜...
  • 孫康宜祖籍天津,1944年生于北京,臺灣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后進入臺灣大學攻讀美國文學。1968年到美國留學,先后獲

  • ·倪豪士...
  • 倪豪士是美國著名的漢學家,從事漢學研究三十余年,著述頗豐。作品收錄了作者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撰寫的十二篇學術論文,專

學者訪談/Interview    更多>>
  • 浦安迪:透過評注理解中國古

    浦安迪(Andrew H. Plaks),1945年出生于美國紐約,1973年獲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現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和比較文學系榮休教授、以色列希伯來大學東亞系教授。浦安迪通曉十幾種語言,尤其對漢語、日語、俄語、法語、希伯來語最為精通;研究領域廣泛,如中國古典小說

  • ·儒學大師:杜維明...
  • 祖籍廣東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年畢業于臺灣東海大學。后獲得哈佛—燕京獎學金赴美留學,在哈佛大學相

  • ·孫康宜教授訪談錄...
  • 孫康宜教授是著名的華裔漢學家,此文是對她的最近訪談錄。孫教授將其從學經歷、研究路徑和心路歷程在不長的對話中一一呈現,

  • ·專訪瑞士著名漢學家勝雅律教授...
  •   今年64歲的勝雅律是瑞士乃至歐洲著名的漢學家和法學家,他自1975年到北京大學留學后,就再也沒有中斷過與中國的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