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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卓越:文學介質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院院長白燁曾經有這樣的經歷,十年前,在一次文學交流中,他與加拿大一位著名女評論家對話,談到各自國家的文學創作,白燁特別提到他非常喜歡的幾位加拿大作家。女評論家也想回應一下,但是卻想不起一個中國作家的名字,最后終于想起了一個作家——李白。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白燁,外國文學界對中國文學的一無所知。“我覺得現在這種狀況是需要改變的了,再不改變就是我們的失職。”

  十年來,這種情況是否發生了改變?有這樣一組數據,中國作家的數量超過了十萬人,網絡作家有兩百多萬人,作協注冊的會員七千多人,每年創作近五千部長篇作品,走出去的作家兩百多人,在走出去的作家當中,大多是英語、法語、西語等主要語種。可見,整個中國文學的創作隊伍非常優秀,中國作家所創作的作品也是非常優秀,但是在走出去的道路上卻路慢且長。

  好故事的影響跨越國界

  為什么中國文學作品在國際上“失聲”如此多年。有歷史的原因也有本身的原因。中國文化對外翻譯與傳播研究中心主任黃卓越認為,20世紀以來,我們在文化上的態度多偏向于考慮國內影響,譬如說對國內民眾的啟蒙與素質的提高,以及圖書在國內消費市場上所占有的比重等等,“這種內置性的沖動非常強大,忽視了外置性的輸出,無法與國際上的讀者共享我們的文化與文學,這也導致了在文化交流指數上比較嚴重的倒掛。”此外,國外一些媒體片面的宣傳對當地民眾造成了一種扭曲的中國形象。“很多沒來過中國的外國朋友,根據這些宣傳,他們將中國視為呆板,單調,甚至有點奇怪的國家,從而遏制了國際民眾對中國的認識興趣。”

  “已經到了不得不嚴肅對待的時刻了。”黃卓越說。“不得不承認,我們自身在傳播機制與技術等方面還存在諸多薄弱的環節,例如如何與國際傳播市場,國際出版界,國際翻譯界等進行產品上的對接與互動,一直以來還是做的不夠,缺乏經驗。”

  倉稟實而知禮節。當前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但是優秀文化和文學的傳播力還比較有限,文學作品在全球的發行量中所占的比重也比較小,這與我們國家本身的經濟發展實力是不相匹配的。正如同濟大學教授馬原所說,“我對世界的熟悉其實都是借力于文學這雙翅膀。世界通過文學被中國接納,被國人知曉,這是最便捷最早的途徑。那么中國是不是也應該通過文學走出去,讓世界了解和認知中國。”

  被發現被理解被傳播

  就世界范圍內來看,我們大部分普通民眾知道很多國外的作家,但是拋開國外普通民眾不說,即使一些文學家對中國作家的認識也是貧乏的。“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影響到底多大,我個人感受是,整體來看可能古代文學的影響大于現代文學,現代文學的影響大于當代文學,而且從人群和階層來看,我覺得首先是漢學界,其次文學界,對于一般讀者,對于一般外國民眾,我覺得影響真的是太小了。”白燁說。

  中國文學在對外傳播中,存在這許多空白點。一個作家的作品是否能否能夠走出去,除了作品本身之外,還需要有國內編輯的眼光、版權經理人的助力、譯者的精彩翻譯、國外編輯發現、營銷渠道推廣,以及一些翻譯項目的資金支持,可以說,這是一個通力合作的全鏈條的產業。對國外讀者來說,他們需要發現和了解中國作家。我們不僅僅有李白,不僅僅有莫言,我們還有很多非常優秀的作者。

  中國文化對外翻譯與傳播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徐寶峰認為,目前走出去的作家要么語言能力比較好,要么溝通能力比較強,要么在海外建立一個比較好的傳播渠道。“我覺得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的作家和中國的作品沒有被理解,我們目前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讓中國的作家被海外接受,中國的作品被海外理解。”怎么被接受?如何被理解?“這些作者一定要通過大量的曝光,大量的被傳播,被海外的機構和漢學家和渠道廣泛的發現。”

  從我們自身來看,中國作家對走出去的理解也在不斷的發生著改變。五洲傳播出版社副社長荊孝敏從2011年開始,致力于做中國文學與拉美國家文學的交流。開始做的時候很艱難,因為很多知名的作家沒有意愿走出去。“我為什么要走出去,在國內能拿到三百萬的版稅,走出去你幫我發行兩三天有什么意義?我不想走出去。”這讓荊孝敏很頭疼。

  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情況發生了變化。作家們走出去的意愿比原來提高了。荊孝敏曾經組織過云南的一對夫妻作家出去交流,他們與國外的文學家探討了中國少數民族作家的狀態和創作情況,沒想到第一次去了之后,演講引起了當地拉美讀者的很大興趣,從此以后每年拉美地區都有有關機構邀請他們夫妻倆去當地講他們的情況,“走出去的過程,是一個全方位的,可能不是簡單翻譯的過程,還有推廣的過程。”

  文學譯介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代中國的作品全方位展示了中國當下各個層面的生活,豐富性很強。原總后勤部政治部創作室主任周大新認為,很多中國當代作家早已把目光轉向對人性,對人生,對社會,對人文,對人與自然的關系探究和追問上,通過作品所傳達出來對人性,對人生,對社會,對人類命運的思考,然而在對外譯介中卻沒有很好的表達出來。

  中國的文學作品也是了解中國社會情況的一個窗口。中國這幾十年的發展變化也引起了國外很多讀者的關注。在漢學家研修班上,很多的漢學家曾經對中國經濟網記者表達非常想了解當下的中國生活狀態。一些國外的版權代理商對中國當下的故事也非常感興趣。有的想引進中國當下真實發生的非虛構的故事小說;有的想出版中國城市的故事,而不是中國的鄉土小說;有的想引進中國年輕人生活的小說。可見,以前我們譯介大部分的精力都在古代作品上,對當代作品的關注度不夠。“中國文學作品在某種意義上是替代了新聞,替代了文化層面的非文學的這種特質。”十月文學院副院長趙蘭振說。

  文學譯介也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前,在向海外推介中國文學作品時,通常是作家寫出了什么作品,我們就推介怎么作品。“事實上國外的一些讀者是有需求的,而我們沒有現成的作品。”白燁說。比如說有很多國外讀者想看反映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進程中,發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變化,可是我們沒有這樣的作品。改革開放后給各個階層人從生活上,精神上,心理上,帶來什么樣的撞擊,什么樣的變化,什么樣的陣痛,這樣完整的大型長篇作品我們也沒有。“我們應該加強選題的策劃和運作,加強主動性,根據國外讀者的需要,整合匯編作品,精準提供他們所需要的作品。我覺得這個工作是急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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