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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族主義與政治符號


劉超


 

研究中國近代史上政治符號或政治儀式(象征)的論著素非鮮見,但深入系統地研究晚近中國政治符號及其政治文化意涵的高質量專著其實并不多見。而日本學者小野寺史郎的《國旗·國歌·國慶—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象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乃是這方面的佼佼者。

  旗幟與話語權之爭

  本書的論述范圍名為“近代中國”,其實主要是北洋時期和南京政府前期,而后一階段的多數內容又止于1929年。就此而言,本書主題部分的核心內容只有短短十余年。全書分兩部,第一部是清末及北京政府時期,第二部是南京政府時期。從內部結構看,第一部共5章,其中3章專論“國旗”問題,討論“國歌”及紀念日問題的各占1章;第二部有4章,其中半數討論“國旗”問題,討論“國歌”和“國慶”問題的各1章。因此,全書主體部分的9章中,討論“國歌”、“國慶”(慶祝日)問題的均為2章;討論“國旗”的部分達5章。可見,全書著墨最多的無疑是“國旗”問題;其研討的重心,顯然亦在“旗幟”。旗幟問題,說到底,就是方向路線問題,自然也是人事和理念問題。這是性命攸關的要害問題。一部“國旗史”,就是一部簡寫本的政治史(包括國史、黨史)。

  對黨旗國旗的爭論,是爭奪政治話語權之所需,也牽涉到政治統合、民眾啟蒙、社會動員等問題。早在清末,同盟會內部為了選擇“國旗”,就產生了激烈的爭議。有人主張十八星旗,有人主張根據歷史習慣用五色旗,因為紅黃藍白黑這五色自古以來就被視為“正色”。其中對立最激烈的則是主張青天白日旗的孫中山和力主井字旗的黃興等。經博弈,青天白日旗被同盟會確定為國旗,但即便是黨內聲望最高的孫中山也不曾得到毫無保留的支持。最后黃興“勉強從先生意”。這一“旗幟”之爭,反映的是同盟會內部革命派之間深刻的分歧。在宋教仁看來,這一對立,就是因為孫“素日不能開誠布公,虛心坦懷以待人,做事近于專制跋扈”,令黃興等人“惡感情漸積于心。以致借是而發實”。旗幟問題無非是使革命派內部矛盾表面化而已。誠如論者所言,孫中山憑借自身的最大政治資產,即最資深革命家的資歷,將參加廣州起義的“興中會諸先烈”的犧牲特權化,并極力將“第一次起義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定為國旗,其潛在意圖乃在宣示革命派內孫中山派、興中會系之正統性,甚至擁有革命后這面旗幟所象征的新國家的主導權。

  辛亥之后,革命派一度掌握政權。此間,孫中山始終將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視為中華民國國旗,堅決反對采用五色旗。但五色旗在各省普遍被視為事實上的國旗。該旗有“五族共和”的意涵,而在民初,“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口號像‘五族共和’一樣為中國各民族、中國社會各階層所普遍接受”。故民國肇建后相當時期內,五色旗皆作為中華民國唯一國旗通用。此局面之改變,是在孫中山身后,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為國旗的國民政府通過北伐消滅北京政府,完成全國性“易幟”。

  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孫中山的形象作為中華民國新的國家象征而被廣為接受;但作為國民黨的另一代表性象征即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接受過程要慢許多。是在北伐及之后的宣傳過程中,這一旗幟才被視為國家象征。

  國民革命軍于19286月克復京津,北伐基本完成。經19281217日《中華民功過會國旗法》公布和同月29日的東北易幟,作為中華民國國旗,幾乎全由五色旗改為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當時五色旗完全被目為“中華民國國旗”而非“北洋軍閥國旗”;而這面左上方鑲入中國國民黨黨旗即青天白日旗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在作為“中華民國國旗”的同時,也是“國民黨的黨旗”。19316月公布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4條中明確規定“中華民國國旗定為紅地左上角青天白日”。這樣一來,國民黨的黨旗是青天白日旗,而中華民國的國旗是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形制上,國旗是黨旗之延展。在國民黨的黨國體制下,“黨”與“國”的關系也于此可見。

  五色旗有著籠統的五族共和的極曖昧的意涵,它與北京政府潛藏的政治色彩相吻合;而三色旗則是相對剛性的、確定性的、強勢的,沒有回旋和變更的余地。從五色旗到三色旗,不僅是政治“象征”的轉變,更有實質性的轉向,這是近代以來中國政治史上一個根本性的轉捩點。國民黨內的許多重要領導者,都對此有所闡釋。國民黨官方更是通過持續的申說,構建了一個相對嚴密的解釋系統。對于國旗的三色,當局1929年出版的《黨旗語國旗》解釋為:紅色是反抗的象征、是血的色彩,青色是天的色彩,白色是清潔光明的色彩。也可理解為:三色旗中,紅色意指犧牲,對應“民有”即“民族主義”;青色意指公正,對應“民治”即“民權主義”;白色象征純潔,對應“民享”即“民生主義”;三者融合,即“三民主義”。國旗之所以包含黨旗的設計樣式,為的是體現“以黨治國”,“本黨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靈魂”,“以黨治國,為達到真正民治的唯一方法”。孫中山身后的政治強人蔣介石,則一再強調:要“犧牲個人的一切,絕對不要使國旗受到一點污辱。”

  不同的旗幟,有不同的意涵。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五色旗乃是“自由主義政治”(liberal politics)的象征,而國民政府時期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則是“黨治國家”(party-state)和威權政體的象征。二者隱含著不同的統合原理、政治邏輯、政治主張和執政風格等。在西方研究者看來,“自由主義式的共和國五色旗”已演變為“皆由特定政黨排他性同一化的兩面國旗”的新階段。

  從北洋到國民黨統治

  至于國歌,北洋時期雖有尚武之風,提倡軍國民教育,但其國歌《卿云歌》卻略嫌柔弱和文氣;而以統制為導向、壓制暴力革命的南京政府,國歌反而更雄放些。《義勇軍進行曲》則更顯得激烈和張揚。

  北洋政府至南京政府的嬗變過程中,國家節日也日漸正規化,與國際接軌,體現出當時那個新興政權融入世界的熱望和實際努力。民國初年的國慶活動是在“官民一體”之下進行,特別是1920年代以降,國慶日對群眾來說,既是一項娛樂,也是表達政治意志的場合;而此后的國慶則顯得官民分裂乃至對立。國民黨、國民政府力圖徹底獨占統制象征、儀式及其解釋,結果反而使之走向僵化,又與民俗文化無接點,故未獲廣泛支持。其政權亦然,沒有深入基層和廣大普通民眾,因此不接地氣,越來越僵化,也就失去活力和生命力。易言之,這些政治符號在北洋時期乃世俗化、日常化,南京時期則日漸神圣化、非日常化;原先比較自由、開放,后來加強管控和引導,彈性空間日益壓縮(這與當時整個中國社會的泛政治化走向是相應的)。這種對“國族象征”管制不斷收緊的過程,體現出政黨勢力、國家政權的統御力逐步加強。當政者的治國理念也發生了隱然暗換:從相對包容、柔性開放的自由主義,轉向相對剛性、強勢的、宰制性的黨化思想。此亦不同權力集團不同執政風格、治國理念的外化。

  因此,國旗、國歌與國慶在晚清民國的嬗變史,暗示著近代中國政治的某些深層次脈絡。近代中國政治走向最關鍵的轉捩點(分水嶺),不是在19世紀后半葉,也不是在國民黨政府時期或20世紀后半葉,而是在北洋時期這短短十余年。此前很長時期,從國家權力的基本面上,多數勢力都希冀遵循憲法和法律的軌道來推動國家的變革,而之后,由于這一系列嘗試的持續挫敗,各種政治力量陸續轉向爭取黨權,以黨治國,黨權高于法權。北洋當局效仿自由主義理念立國的美國或法國式的共和國模式,力行法治和憲政,但終告失敗,繼起者不得不轉而以俄為師,以黨治國,實行黨治。在治國理念和指導思想上,實行的已不再是西式民主國家的自由主義,而是威權主義,奉行的不是民主共和,而是新式獨裁。可以說,當時中國的發展路徑,從帝治轉向民治(法治)不成,只能實行“黨治”;“帝國”向“民國”轉型失敗,故直接躍入“黨國”。在殘酷的政治斗爭、復雜的現實環境和逼仄的國際局勢下,多數政治力量都逐步放棄了對西方議會民主政治不切實際的憧憬和努力,也都不約而同地放棄了在既有的憲法、憲政框架下來改造中國,而是紛紛走向訴諸暴力革命,力圖徹底解決。其在文化上也采行“徹底反傳統”的文化激進主義。

  在上述一系列問題中,最關鍵的是黨與國的關系、是黨權與國家的關系。國民黨提倡三民主義,力圖解決“民族、民權、民生”等問題,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權,通過“軍政”、“訓政”而臻于“憲政”。然而,一旦定鼎南京之后,當局留戀于“訓政”階段而不欲往憲政方向積極推進。這一政權,在法理上名為“國民政府”,而在政治實質上則是“國民黨政府”,是國民黨一黨專政體制之下的政府。當權集團以黨代政、以黨治國,造成名副其實的“黨國”;它所形成的自然就是黨國體制,而非“民治”之下的“民國”體制。

  自然,黨旗、軍旗、國旗三者關系,也就部分地折射出黨權、軍權與政權之間的關系。對此,作者未予深究,然此問題卻值得繼續追問。



  鄙意以為,本書的“序章”略欠力度,提出問題時手法不夠老道;但本書“終章”則異常漂亮。它比較到位地解決了若干問題(第一節),同時也提出了新的問題(主要在第二節),即抗戰期間及戰后一段時期內“中國的儀式與象征狀況”。無疑地,后一論題的情況更豐富也更復雜,其研究也就更富意義。從此書看,作者對此顯然已有某些研究心得,但未及展開。作為同行,我期待作者對此的后續探研,但我更期待我們中國學人能在這方面有更精彩的深度研究。

  大體而言,本書縝密扎實,而略欠大氣從容。然瑕不掩瑜,此書仍足稱力作。它既是日本學界的一大創獲,也不妨說是全球中國近代史研究界的一個可喜進展。考慮到作者并非歷練有年的斫輪老手,而是出道未久的學術新人,這就更顯難能可貴。(本文來源:新京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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