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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卓越:移動的標尺:英美中西比較文論的展開路徑

移動的標尺:英美中西比較文論的展開路徑


黃卓越

 

【摘要】本文首次系統地追溯與描繪出了英美漢學界中西比較文論研究的軌跡,主要將之劃分為兩個階段,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又分疏為比較詩學與比較敘事學兩大研究類型。在檢索與思考這些歷史現象時,本文試圖揭示出潛藏在不同的比較模式之下的內在視角或標尺,進而指出,模式的變化往往受制于一系列在多層次上分布的要素,如中西之間話語權力的對比、西方社會的自反性問題意識、文化觀念或學理方法的變遷等,這些要素會以不同的比重影響到比較文論研究前趨的方向。

【關鍵詞】中西比較文論 比較詩學 比較敘事理論

 

 

一,引敘

英語世界的漢學研究始于19世紀初的馬禮遜入華,而最初將目光集中地投注于中國文學的當屬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除了對幾種漢語原作的英譯以外,其1830年刊行的《漢文詩解》(Poeseos Sinicae Commentarii: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以較大的篇幅介述與解析了中國的古典詩歌,遂成為英語國家研究中國文學的首部力作。其后,盡管該領域的研究并非英美入華學人的重點,但也續有其作,貫穿了整個19世紀漢學的歷程,直至20世紀初年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所著《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出版,使中國文學在英語書寫系統中獲得了稍加完整與清晰的展示。

從一般意義上來看,可以說,幾乎所有域外學者對中國的觀察與研究均會不同程度地置入比較的意識或視野,這也是在以外部之眼凝視他者文化時必然會產生的一種思維慣性。僅以《漢文詩解》為例,該著的比較意識大致表現在兩個主要的方面,一是對現象的平行比較,比如該書即大量選取歐洲詩歌,尤其是英國詩歌與漢詩進行對比;二是用西方語言學及詩學語言論來比附與解說漢詩的特點。1以上兩種方法也可稱為事象模擬式比較與理論嵌入式比較。然無論采用何種方式,均非隨意取擇、散漫無歸的,而是總會在其中預先執定了某種標尺,以使比較性文本實踐能夠向這種標準或理念匯聚。尤其是在理論嵌入式比較中,正如后來著名詩論家費諾羅薩(Ernest Fenollosa)所指出的,幾乎所有19世紀英國漢學家所從事的漢詩研究,均未離以西方語音中心主義為標準而建立起來的語言學模式,由此而強行地將對中國詩歌的研究帶入到既定的論證模式之中,并得出了西優中劣的結論。2

當然,自20世紀開篇之后,由于受意象派詩學運動的影響,使得按原定慣則緩行的中國文學研究發生了大幅度的逆轉,并由此開啟了中西文學比較研究的新方向。然而從學術分類的意義上看,19世紀以英國漢學為主的比較研究基本上還停留在文學作品的層面,尚未具體涉及中國的詩學批評與思想,因此還只屬于比較文學的范疇,未曾進入比較文論或比較詩學的范疇,這也導致了該期的研究長期徘徊在淺層次的、缺乏批評語境之互動的比擬上。而20世紀以來發生的變化,則不僅顯示出了逐漸蔓延的對中國傳統文論的興趣以及比較文論視野的創立,而且也會引發標尺的重置與再重置,將對中國文學的探知引向一更深的水域。本文即試圖以此為梳理的對象,同時將20世紀初之后的英美中西比較文論相應地劃分為幾個階段,以探查其運行的軌跡及因標尺所發生的變化而引致的范式轉型。

 

二,60年代前的英美比較文論

20世紀初意象派運動的出現,可看做是英語世界對中國文學研究從一負面的評價而轉向正面首肯的關鍵節點。對于這一思潮,國際與國內的學者都曾做過一些考察,但也常對其興起的意義多有語焉不詳之處,因此也需要做更為精確的定位。以我之見,這一運動的發生首先與西方在20世紀初發生的文明危機有密切的關聯,其中,德國人斯賓格勒于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沒落》一書便以沉重的心態傳遞出了當時歐洲精英文化人共有的感受。過去曾被視為一體化的文化文明這兩個概念之間開始出現了明顯的斷裂,文明不再被視為西方世界的佑護之神,而是一種帶毒的甚至是毀滅性的力量,這種認知也見之于這一時期如勞倫斯、艾略特等發表的作品中,而作為文明之表征的理性主義傳統則被又常視為引發這場危機的一個主因。美國的意象主義詩歌運動,或稱之為向東方學習的浪潮,便是在這一背景下浮出地表的。在費諾羅薩撰寫的《作為詩歌介質的漢語書寫文字》(The Chinese Writing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這一著名文章中,作者便是將東方感性化的文字符號與詩歌意象明確地置于西方語音邏輯主義之上,并以為借此而可對治理性主義的積弊。

受此影響,在文學領域中,對中國詩歌的迻譯、仿寫與評論等漸成風尚。其中,斯賓加恩(J. E. Spingarn)于1922年在《日晷》上發表的意在推薦張彭春(Chang Peng Chung)所譯《滄浪詩話》的文章《<滄浪詩話>導言》(foreword to Tsang- Lang Discourse on Poetry),或可看做是英語學界初涉中國文論原典及進行中西文論比較研究的第一篇論文,斯賓加恩在文中也認定該譯本是中國文學批評在英語國家出現的首個例證3以斯賓加恩的觀點看,這一在8個世紀之前即已寫出的詩話的重要性,在于嚴羽所提出的妙悟一說,具有預見性地與西方當代世界最為先進的藝術觀念達成了一致,即將美是自身存在的理由Beauty is its own excuse for being)納入到了藝術理解的核心之處,這也類似于克羅齊(Croce)所說的直覺intuition)。當然作為更早的探索,比如意大利人羅斯塔尼(Rostagni)就在對希臘詩學文獻的整理中發現有一位叫菲洛德穆(Philodemus)的伊壁鳩魯派學者所持的看法,便與后來影響整個西方的賀拉斯的寓教于樂觀相反,此外,斯里蘭卡學者Anada Coomaraswamy也有相似之論。但是這些論述都不算充分,而中國人則盡管在當時受及印度佛教的影響,卻放棄了其邏輯上的贈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將佛教精神遺產運用到藝術的批評中4嚴羽妙悟說的特點在于將詩歌與習得、哲學、科學、宣傳、修辭等區別開來,去處理人的基本感情、歡叫與嘆息的旋律,基本上與事物的推理書本觀點詞語無關5當然,在斯賓加恩看來,這種對詩藝所含神秘性的論述仍與克羅齊將直覺僅僅看做心靈活動的第一個階段,而將思想看做是心靈發展更高階段的、偏重于邏輯分析的論述大不一樣,因此而是一種外在于西方的文論傳統,對西方民族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6從中可以見出,無論是張彭春對嚴羽詩話的選譯,還是斯賓加恩的比較性闡述,均是基于西方的文化境遇,并是在一種十分突出的價值觀念的指導下進行的,盡管篇幅比較短小,但畢竟首開了中西詩論比較的一個先河。

50年代之后,隨著中國文論在英語地區的逐漸發現,比較詩學(文論)研究也作為漢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側面移入其日程。在這個起步點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休中誠(Ernest Richard Hughes)于1951年出版的《文學創作法:陸機的<文賦>》(The Art of Letters: Lu Chi’s “Wen Fu”, A. D. 302),這也是20世紀以來英美學界第一本探索中國文論的精構之作。該書的副標題為翻譯與比較研究A Translation and Comparative Studies),從而表明了作者試圖將對一種批評模式的探索置于中西比較視野中去處理的明確意識,陸機的這一名篇也被休中誠冠以中國歷史上首部,同時也是其中最偉大的系統性批評著作之一7關于撰寫此書的具體經過,據作者的自述,既與其1943年至昆明,在清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期間受到中國學者的影響與鼓勵有關,8也在于陸機的詩歌批評話語對于重新檢討英國自身的當代問題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在作者看來,陸機提供的相同的問題楔子是可以插入到我們西方文學觀念的裂口之處的9為此,曾在清華大學擔任過外籍教友、與作者有觀念上同心相惜的理查茲(I. A. Richards)在為該書所做序中也引陸機原句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10以表明東方思想是有益于西方智性生活之更新的,這也決定了比較的視野會在這部著作的構思中占有一重要的位置。

盡管休中誠所著該書仍然是一項圍繞陸機及其所撰《文賦》所進行的原典研究,但其比較視野的運用卻無處不在,并大致包括了兩個主要方面的內容。首先是大量隨文而顯示出的細密比較,以插入書中的西方資料而言,涉及從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當代的艾略特、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等的論述,這些話語材料往往都帶有說明性的功能,以便籍此而使西方的讀者更易理解陸機的原文以及所示材料的異同。其次,則是總論性質的,而其中所涉的最為重要的一個問題便是如何理解理性reason)及其在文學創作中的地位的問題。在西方,對理性問題的討論不僅在當時被置于文化論爭的核心,而且也滲透到了文學的論爭之中,這包括或以理性來分疏文明的高低,從而將西方文明置于東方文明之上,或以為文學創作主要有賴于直覺與情感,借此而將文學與科學區分開來,由此而延引出對西方文明的反思,不一而足。通過對陸機《文賦》的闡述,休中誠試圖對上述的問題做出自己的解答,以其之見,在陸機那里,同時也通過對陸機之前中國藝術傳統的追索,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一方面,中國的文學與藝術等并不缺乏理性的思維,因此并非可以將之歸入低一級的文明之中;另一方面,陸機所主張的文學書寫既是一種受到理性控制的藝術,同時也是如何將理性與情感更好地協調起來藝術,這些看法也是符合文學創作的實際狀況的。11此外,書中也通過對中國詩史的翔實追討,提出了抒情詩lyric)的傳統是如何在后漢一步步地戰勝早期國家主義與非個人性書寫的;通過對描寫方式的對比,指出了中西文學在基本的宇宙論預設上即存在著差異,即在西方哲學思維的傳統傾向中,一定會將超越性(transcendence)聯系到上帝永存者,因而不能欣賞事實本身……”12中國人的思維則屬于另外一種,認為世界是由曲直、明暗等直接感知的對象組成的。由上可以看到,休中誠所提出的幾個議題,不僅為六、七十年代以后的北美漢學界的相關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啟發,而其所采用的比較文論的姿態盡管也延續費諾羅薩、斯賓加恩等而來,將中國詩學視為一種更高的經驗,但也已始有所變化,即試圖去尋找中西之間的一種理念平衡。13

 

三,70年代后美國的比較詩學

70年代之后,北美與英國的漢學界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從治學的模式上來看,首先便表現在學科的細化與科學主義漸成文學研究的主流。與之同時,在跨區域研究的領域中,由早期發展出的平行式比較更趨盛行,從個案間的比較研究,中經一些過渡,直至體系化的抽象演繹,各呈繽紛,犖犖可觀,從而極大地推動了比較文學,進而是比較文論的展開。從某種意義上看,英語世界的比較文論也正是在此期才正式建立起來,并形成一較為固定與明確的格局的。撮其大端,則有兩大支域話題的論討最為引人矚目,它們分別出現于詩學研究與敘事學研究的領域,并均聚焦于對中西文學觀念基本模式的對比性論述上。盡管兩大支域話題的指向有所差異,但如做仔細的探查可以發現,其所使用的觀察視角、理論范疇、演繹路徑等,或者說是某種話語標尺均有很大的重疊與相似,這當然也與這一時期的范式設定,也包括文化多元主義思想的普及等有密切的關系。總起來看,此期的漢學家們均試圖從一較為宏大的景觀入手,同時兼容批評學與文學史的材料,借此而構造出一種新的中西文論比較的論述框架。

首先來看在詩學領域中,我們知道,劉若愚(James J. Y. Liu )的研究自60年代起步以來,即包含了對中西兩大批評譜系進行比較分析的明確意識,從早期所撰的《中國詩學》(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1966)到80年代后期出版的《語言悖論詩學:一種中國觀》(Language-Paradox-Poetics: A Chinese Perspective, 1988),14無不表現出其力求從語言及其表達形式之屬性的角度探察中西文學觀念之異同的努力,然其最為矚目的研究則仍屬七十年代中期付梓的《中國文學理論》(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一書。在這一著作中,為建立作者所自榜的世界性的文學理論基礎,并依據于他所勾描出的文學活動循環作用的圖譜,對比了中國文論中的形上理論與西方的模仿理論,以及兩邊在象征理論、現象學理論,表現理論、技巧理論、審美理論等運用上的異同。盡管受其理論出發點,即建立一種世界性的文學理論,并可借此以尋繹一種平等知識境界的可能性的規定,劉若愚的比較會偏重于對相同點的揭示,同時又采取了散點分述的方式。就后者而言,盡管作者也會在行文中對一些散點之間可能發生的關聯有所解釋與串聯,但是事實上并未形成一個最終的、帶有統一性的結論。也正因此,在他的論述中更為引人矚目的反而是那些對中西文論差異性特征的繪制。比如在論及西方模仿理論與中國傳統形上理論的時候,作者指出,西方模仿說所設定“‘理念被認為存在于某種超出世界以及藝術家心靈的地方,可是在形上理論中,遍在于自然萬物中。15這也可通過對比錫德尼與劉勰的兩段批評言論的比較,以見出儒家學者與基督教人文主義者之間的差異,即對劉勰而言,語言是人類心靈的自然顯示,這本身也是宇宙之道的自然顯示;對錫德尼而言,語言與理性都是上帝賦予人類的天賦。16綜上所述,在劉若愚看來,中西詩學的最根本差異也就是中國人崇尚的是一種對自然概念的運用,而西方人則在超于自然之外還備有一個更高的抽象化理式,由此又導致他們在批評、創作等一系列環節上的分途。17很明顯,在以上的論述中,自然是劉若愚借以區別中西的一個最為核心的概念,同時,這也是19世紀傳教士漢學家對漢語文字特征(象形等)所做的一種負面確認,以及20世紀意象派詩論及休中誠直感詩學對中國語言文學的正面肯定——所共同措用的一個核心語匯。雖然用以進行中西比較的中心用語沒有多大的變化,但是到了劉若愚這里,至少我們可以看到,他基本上已經放棄了那種中西之間孰優孰劣的判斷,以便能將比較的對象作為一種不可更改,也無需有意褒貶的歷史事實擔認下來。這當然與70年代國際知識界所發生的觀念與方法的變革與轉型是密切相連的。

然而,由于”/“之間的錯綜,以及企圖將二者均容納到一個共存的理論系統之中,也使得劉若愚的比較文論體系最終未能建立起一個邏輯貫一、轉承自如的演述框架,其體系內部充斥了因無法掌控而帶來的諸多緊張、沖突與斷裂。但是這一宏觀式比較的方式卻給后期的學者帶來了許多啟發,從80年代之后出現的變化看,比如其關于中西之間模仿自然對舉的命題,便在另外一些漢學家那里取得了更為積極與深入的討論,并推演成了一種頗具國際影響力的話題系脈。有所區別的是,后來的學者似乎已經非常堅執地放棄了對的構想,而將論述的關注點轉移與聚集于對的甚至是有些刻意的張揚中。此期不同程度涉入這一話題的學者較多,18又尤可以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余寶琳(Yu Pauline)等的論述最具代表性。

宇文所安對之所做的較為系統的闡論見于其1985年出版的《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一書,進而在90年代初出版的《中國文學思想讀本》(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ture Thought)中發展出一種結合具體批評文本的,同時也是更為廣泛的釋證(如對陸機、劉勰、王夫子、葉燮等文本所做的分析)。在前書中,借助于對杜甫的《旅夜書懷》與華茲華斯的《威斯敏斯特》二詩的比較,宇文以為據此而可發現兩種截然不同的關于文學本質的觀念,即西方的理論認為文學是對我們真實相遇的世界背后的理念”/“原型的隔層模擬,然而在中國的詩學傳統中,詩歌通常被假定為是非虛構性的(nonfictional),表述也是絕對真實的。意義不是通過文本指向于其他東西的隱喻(metaphorical)活動而被展現的。19中西之間的這一最根本性的差異也可通過各自據有的虛構與非虛構、隱喻與指實、創造(制作)與顯現等概念之間的差異而獲切實的證明。20從語言的角度看,在中國文論家對于的解釋中,總是會將自己的文字(書寫)看做是一種對自然的直接圖繪,而西方則因其語言是建立在與自然相分離的拼音系統上的,因此批評家們對自己文本的論述便無法直尋其與自然的對應式關系。21這些不僅反映在各自的創作主張上,也會影響到解讀角度的設定,即如果說中國批評理論所指出的通常是一條透明transparencies)的解釋之路,那么西方詩學則從古希臘學者那里發展出了一種隔層性的隱喻之說,22因而對詩歌的讀解,也便意味著需要去穿越一道由神諭所設置的未知之幕,才能抵達意義的終端。

余寶琳的《中國詩歌傳統的意象解讀》(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一書,雖然重點置于對中國意象理論演變及其特征的揭示,但正如其在序言中所提到的,本書論述的主題也與宇文氏的《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相交切,因此必然會涉及對中西詩學最為根本性預設的探討。23與宇文所安有所區別的是,余寶琳將自己對中國詩學觀研究的出發點定位在《詩大序》所演繹的情感表現論expressive-affective conception),而不是宇文所重點關注的寫實論上,并同時將詩言志詩緣情originates in emotion)、感物說stimulus-response)等批評理論均掛連到同一個言說系統之中,以此表明中國人的觀念是內外互系性的、一元論的,即其所謂:本土的中國哲學傳統基本上贊同一元論的宇宙觀;宇宙的規則或也許會超出任何的個別現象,但是它是整體地內在于世界的,并不存在著一個超越及優越于這一世界,或不同于物理存在的至上王國。真正的現實不是超自然的,而是在此地與當下,進而,在這個世界中,基礎的通感均發生在宇宙模式及其運行與人類文化之間與之中。24這也可以通過中西在詩歌評注學上的一些區別得以證實,比如儒家在注釋《詩經》的時候,其合法性認定的唯一途徑便是到歷史上去尋找根據,西方的學者則往往會試圖去證明古希臘的神話是如何包含有某種哲學與宗教意義的,中國學者關注的是詩歌的現實價值,而非西方學者心目中的形而上真理。25以此而言,雖然余寶琳采用的是一種情感論論證的路徑,但所獲結論卻與宇文所安大體一致,也可謂是殊途而同歸吧。

 

四 ,中西比較敘事理論

在敘事學研究的領域中,于19世紀初即已始研究中國小說的德庇斯便已攜有一些比較的思路,2620世紀中期以后,一些漢學家如畢曉普(John L. Bishop)、夏志清(Hsia Chih-ching)等往往熱衷于從一些西方的理念出發對比中西小說,并對中國小說取貶抑的態度。2770年代中期始,英語世界對中西敘事比較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學者們的論述涉及到對中西有關敘事小說的定義、批評的方法等的比較,并對前期漢學家從一種單向的西方理念出發得出的所謂中國小說的局限等的判定有所批評,28但在該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仍是漢學家們對中西小說話語在虛構(與寫實)問題上有何異同的探討,由此也自然形成了與此期詩學研究在相同話題上的某種呼應。稍早,韓南(P. D. Hannan)60年代所撰《中國早期短篇小說:一種批評理論概觀》(The Early Chinese Short Story: A Critical Theory in Outline)一文,便已將中國的白話小說與意大利、西班牙早期的短篇小說(novella)進行了平行對比,以為兩者看似有許多的相同之處,比如《十日談》也有說話人的入話與開場白、情節類似等,但意大利故事卻很少像中國小說那樣會指出特定的時間、地點與確定人物的姓氏、身份等,29這其實也是一個有關小說是否依據真實性,或是否有可參照的歷史根據的問題。此后,在北美漢學界,中西小說對比研究的很大一部分成果也是建立對虛構與非虛構、模仿與非模仿這一概念對子的判說上的,并較多地將實現投注于小說與歷史兩類文體之間的關系,藉此而形成了北美敘事批評運行的一個重要面向。當然這方面的研究也不一定都采用兩兩對應的平行比較方式,在許多情況下則是以西方文論中的流行概念及理論模式來解釋,甚至重構中國的敘述學體系,即使用一種我們所說的理論嵌入式比較的方式。借助于以上兩種徑路,北美地區的漢學家們確立起了一套頗具時代話語特征并富有闡釋魅力的中西敘事比較理論。也正因此,其在價值取向上也與70年代之前的研究有明顯的不同,即更多地會以中西之間的差異面特征為傾目的重點,并同時會將差異的歷史合理性作為一種研究的前提首先肯定下來。

70年代中期以后,浦安迪發表《走向一種中國敘事的批評理論》(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中國長篇小說與西方小說:一種類型學再考》(Full-length Hsiao-shuo and the Western Novel: A Generic Reappraisal)等文章,及出版《<紅樓夢>的原型與隱寓》(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一書,開始在一個大的,更為理論化的論域內梳理與討論中西的異同問題。通過對中西敘事一般形態、演變歷程的考察,浦安迪認為中西小說及其批評之間的確存在著一些可比的共性,為此而可以挪用西方的術語如敘事小說等觀察中國的各類傳統小說,但在另一方面,也仍然無法泯除二者本有的重大差異。這種差異首先表現在,依據亞里士多德的文論表述,西方對敘事的認知始終是與模仿的概念密切相關的,由此而會將虛構看做是敘事活動中的核心要素,并一直影響到了近代以來的西方小說理論(比如弗萊)。但是在中國傳統的敘事及其相關批評活動中,對歷史的重視卻占據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任何對中國敘事屬性的理論探索,必須在出發點上便承認歷史編纂學(historiography),也就是在總體的文化總量中的歷史主義的巨大重要性。事實上,怎樣去界義中國文學中的敘事概念,可以歸結為在中國的傳統文明之中,是否的確存在著兩種主要的形式——歷史編纂學與小說的內在通約性 在浦安迪看來,從小說評注學上來看,不僅那些為明清時期(如金圣嘆等)所選評的文本往往混含了兩種文類,而且傳統的各種目錄歸類,比如四部的系統,均可以輕松地穿越小說與歷史的界限,在分類學上形成廣泛的交切。31由大量的事實可以證明,在中國談論虛構與真實兩概念時并無十分明確的類型分界,小說描寫脫離對歷史的依附并引入以個人為中心的敘事,則是比較后來的事。關于中西敘事的這一根源性區別,也可借助于西方文論史上十分關鍵的一個概念即隱寓來試測之,在浦安迪看來,當我們在西方的語境中談論隱寓(allegory),意指雙層文學世界的創造(即對本體論二元宇宙的模仿),它們是通過將敘事的想象與行為(作者的小說)投射進入假象的結構模式層面而實現的。 32然而如果將此概念置于對中國小說的考察,則顯然是不合適的,有張冠李戴之嫌。

浦安迪同期,尤其是在80年代,像馬幼垣(Ma Yau-woon)、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余國藩(Yu Anthony-C.)等也從一些不同的方面入手,探討了中國小說與歷史之間的關系,對此話題有進一步的開拓。33與之同時,像王靖宇(Wang John Ching-yu)與倪豪士等則以史學文獻為標本,論證了人們心目中所謂的中國歷史編纂學其實也與小說一樣帶有明顯的制作虛構的成分,34試圖借此而來重新考認中西敘事之間存在的異同,并在浦安迪的基礎上補充入了另一層次上的視角(即從歷史到文學),從而認為盡管中國式的敘事偏向于對歷史的史實性的依賴,但并不等于說可以將之解釋為非虛構性的,這當然也是可以從各種中國古代評價家的言論中覓得充分的證據的。這些新的看法也與受到美國學者如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元歷史理論等的影響有一定的關系,兩位學者也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征引了懷特的論述以作為對上述觀點的佐證。

90年代之后,隨著新的文化理論對漢學的大規模滲入,中西比較敘事學領域也出現了新的嬗變,一些新生代漢學家在順延前期有關歷史與虛構關系的話題討論的同時,也明顯地加強了對新理論的關注,并冀望在細致盤點中國敘事批評傳統的基礎上對相關問題有遞進性的考察。比如魯曉鵬(Lu Sheldon Hsiao-peng1994出版的《從史實性到虛構性:中國敘事詩學》(From Historicity to Fictionality, The Chinese Poetics of Narrative)一書,便大約依照浦安迪早期的論述線索,在中西話語比較的前提下,以新的文化理論為切入點,全面地闡釋了中國敘事學話語構成的歷史特征,即其對主導性的歷史闡釋模式的高度依附,以及這一現象產生的根源,并以為這也是中國敘事學之有別于亞里士多德所開辟的西方敘事學的關鍵之所在。在此之外,魯曉鵬又將探索的重點置于變動的過程,從而認為這種強勢性歷史主義觀念在小說創作中的松動,大致可追溯至唐傳奇的出現,而如果視之為一種獨立的小說批評話語,則還是要等到明清時期才正式成形。魯曉鵬的這一描述,既具體地展示出了中國敘事話語從對史實的依賴而過渡到了對虛構性偏愛的整體歷史流程,35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中西二元式的截然劃分來甄別中西差異的邏輯陷阱。在此之后,在北美漢學界,對這一話題的討論仍嗣有余響,比如像史良(Shi Liang)、顧明棟(Gu Mingdong,)等華裔學者均在新的視野指導下貢獻了各自的獨特見解,36并期望于從“非西方的”,也是更為本土化的視角來確立中國敘事學的理論特征,由此也更進一步推強與放大了差異論的邏輯。

 

五,余論

從以上對英語地區中西比較文論流程的追溯中,可以看到,漢學研究作為西學體制設置中的一個分支,既不可能擺脫時代所賦予的問題意識及方法論前提,也難以避免從某種特殊的身份坐標出發來觀察異域性知識的慣習。從宏觀的走勢來看,英美漢學的比較文論研究經歷了以西方視野為主導而逐漸朝向于對多元主義、文化相對主義的認同,后者尤其體現在70年代之后的各項研究中,由此而打破了單向度的思維,并將差異性問題的討論置于學術考察的中心。這也與整個西方世界的意識形態轉型有關,故此也會在同期其他的漢學領域如比較哲學、比較史學等之中得到積極的反映,如柯文(Paul A. Cohen)在70年代便已提出中國中心觀內部取向的概念,而以中國互系式一元論比較于西方主客二元論的對說方式,也出現在安樂哲、郝大偉等對東西方哲學的重釋中,由此而使觀察與比較的標尺發生了根本的轉換。37雖然以西解中的方式通常是漢學家所幾乎難以免脫的,然而由于差異論強調的是不同文化在未遭遇之前的自生長狀態、固有的整體不可分割性、價值的不可參比性等,由此而使尊重語境的理念成了新的研究起步的一項基本原則,38為此也轉換了以潛在的時間性與價值的可對比性尺度來比附不同地域文化特征,及以文化之優劣的觀念作為評估、選汰文學經驗的前現代視角。歐陽禎(Eugene Chen Ouyang)在后來所撰的《詩學中的兩極模式》(Polar Paradigms in Poetics)一文中,也對此理由做了某些闡述,可視為是對差異論思潮所做的一種附應。39

然而,如果從學理的角度來看,以提前的方式植入的這種中西二元差異的思維方式也會存在著某種紕漏。這使得研究者們往往會從一個相對簡化的,同時也是歸一論的邏輯基點出發,來展開中西文論之間的對比。而當我們將這個支配性論斷視為其他一些差異的生發點時,也就將時間的所有延異與綻放均凝固在了一個本質主義的結論中,并為此而阻隔了對中西方文化與文論之間實際存有的,同時也是更為豐富的差異性,甚至是一些可能存在的類同性等的發現。這也表明,這種方法論立場的使用不可能長久地維持下去,因而至90年代,已有不少學者始對這種二元差異的比較方式提出了質疑,這也包括在差異性比較的同時將更多的關注點置于對中國特殊語境中敘事運行特點的考察。在這一線路上,最有代表性的或許要算是蘇源熙(Haun Saussy)所著的《美學問題》(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thetic, 1993)一書,該著并不遮掩其作為后學者的身份,指名道姓地批評了余寶琳、宇文所安與浦安迪三位前輩的論說,并試圖從某種解構主義的視角出發提出了另外一套解決中西文論比較的方案。鑒于篇幅的原因,后期在此話題下的進展似無法詳述,然無可懷疑的是,于90年代之后,二元差異式比較的這一套模式幾已窮盡了其理論上的動力,為其他的各種新興研究取而代之,并僅能作為一種歷史的回聲保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當然,所有的歷史印跡都不是無緣無故的,也不會因其曾有的過失而完全失去參考的價值。總起來看,作為一種平行比較的方式,這也是英美世界比較文學與文論研究的典范模式,無論采用的是類同論還是差異論,或后來出現的各種新論,都不可能臻于自洽與完備的境地。這個道理解釋起來其實并不困難,因為所有的比較都必然是跛足的,我們從泥沙俱下的浩量歷史中揀擇、抽繹與概括出來的也不過是可予比較的若干元素而已,況且在其間也還會帶入研究者們自身選定的標尺,因此,人們總是能夠從學理上洞悉它的種種破綻。但是,這并不等于比較是不重要的,畢竟它也是我們日常感知中經常用以辨識事物的一種思維習慣,而以學術研究而言,無論其出發點如何,借助于此,至少能夠加深我們對事物特征的一些認知,比如通過對英語世界比較文論研究進程的梳理,在西方學者所提供的這一反視鏡中,我們是有可能更為清晰地去認知自身的。


Reference:

[1] John Francis Davis, Poeseos Sinicae Commentarii: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Reprinted, London: Asher and Co., 1870.

 [2]Ezra Pound, Instigations of Ezra Pound: Together with an Essay on the Chinese Writing Character By Ereest Fenollosa, 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1920, pp356-388.而事實上這種情況也極大地影響到了19-20世紀初的中國本土語言學研究, 如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即為其代表之一。

[3]J. E. Spingarn, “foreword to Tsang- Lang Discourse on Poetry”, The Dial Magazine, Vol. 73, No.3, 1922, p271.

[4] J. E. Spingarn, “foreword to Tsang- Lang Discourse on Poetry”, The Dial Magazine, Vol. 73, No.3, 1922, p272.

[5] J. E. Spingarn, “foreword to Tsang- Lang Discourse on Poetry”, The Dial Magazine, Vol. 73, No.3, 1922, p272.

[6] J. E. Spingarn, “foreword to Tsang- Lang Discourse on Poetry”, The Dial Magazine, Vol. 73, No.3, 1922, pp 272-273.

[7] E. R. Hughes, The Art of Letters: Lu Chi’s “Wen Fu”, A. D. 302, New York: Bollingen Found Inc., 1951, p92. 

 [8]E. R. Hughes, The Art of Letters,Preface, xii-xiii.

[9]E. R. Hughes, The Art of Letters, pp197-198.

 [10]理查茲的原句為 :“The Western world could owe as much to this ‘axe grasped to cut an axe-handle’ as to any thing in its own tradi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I. A. Richards, “Forenote”, x. The Art of Letters. 

[11] 此類敘述貫穿了全文,然也有必要注意到休中誠在概括中國詩學書寫時所強調的“double-harness”的概念,即一種雙行式的思維,在文類意義上表述時也可譯作駢文。泛義上可指詩與科學、直覺與情感、東方與西方等的并行、融通。

[12] E. R. Hughes, The Art of Letters, p88.

 [13]此種平衡觀也似受及理查茲的影響,后者的相關論述可見I. A. Richards, Mencius on the Mind: Experiments in Multiple Definition,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1932. 

[14] 據原書的封面,其中文書名實為語言與詩。見James J. Y. Liu, Language-Paradox- Poetics: A Chinese Perspectiv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15]James J.Y. Liu,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75. 中文版有《中國文學理論》,杜國清中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72

 [16]劉若愚《中國文學理論》,頁73

 [17]當然,劉若愚對中西之間所存在的這一差異,也還是做了一些限定,比如以為這并不全然等于中國傳統詩學中就完全不存在模仿的觀念,也不等于西方就沒有形上理論或非模仿說等,與之同時,中西又都還另有其他更為豐富的批評觀念,也是無法為模仿與自然的這套用語所完全涵蓋的。

 [18]泛而論之,也可包括中西翻譯理論中所呈示的比較研究。這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后期論著可舉的有Eugene Chen Eoyang, The Transparent Eye: Reflection on Transl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另外,葉維廉的比較詩學研究也有值得關注之處。

[19]Stephen 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34.

[20] 隱喻的概念雖然也在此前被余寶琳、高友工等用以解釋中國傳統詩學,但是宇文所安以為真正意義上的西方隱喻概念,或他所認定的隱喻概念,則主要是指一種整體性的隔層指涉,因此與模仿論有密切的關系。參Stephen 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pp56-57, 292-293.

 [21]Stephen 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pp78-82.

 [22]Stephen 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p62.

 [23]據余寶琳自己介紹,在寫作此書時,她并沒有受到宇文所安上書的影響,因此可謂是英雄所見略同。她也提到,本書的立論更多是建立在自己80年代初所發表的兩篇論文基礎上的即 “Metaphor and Chinese Poetry”,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 Review, 3.2, July, 1981; “Allegory, Allegoresis, and the Classic of Poet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3.2, Dec, 1983. 參Yu Pauline, 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Preface”,x,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24]Yu Pauline, 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p32.

 [25]Yu Pauline, 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p80.

 [26]John Francis Davis, Chinese Novels,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s.London: John Murray, 1822.

 [27]如John L. Bishop, “Some Limitations of Chinese Fiction”,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15, No. 2, 1956. 夏志清《中國古代小說史論》,導論,胡益民中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另外,也可以從白之主編的論文集《中國文學文類研究》載入的一些論文中,見出貶抑說與肯定說——兩種不同的評價觀的交鋒。Cyril Birch(ed.),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4.

[28] 也可參Eugene Eoyang, ”A Taste for Apricots: Approaches to Chinese Fictions”, Andrew H. Plaks(ed.),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say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p.69.

 [29]Patrick Hanan, “The Early Chinese Short Story: A Critical Theory in Outline”, Cyril Birch(ed.),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 p309.

 [30]Andrew H. Plaks,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 , Andrew H. Plaks(ed.), Chinese Narrative :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p311.

 [31]為此,浦安迪還舉出一些類目以說明,比如,包含了左傳列傳傳奇水滸傳兒女英雄傳,等;,包含了志怪夷堅志蕩寇志東周列國志,等;甚至于,包括了史記西游記,等,為此可證,在敘事的譜系中,容納了非常廣泛多樣的書寫類型。Andrew H. Plaks,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 , [32]Andrew H. Plaks(ed.), Chinese Narrative :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p312.

 Andrew H. Plaks, 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93. 

 [33]有關此論題的討論可參 Henri Maspero, “Historical Romance in History”, Frank A. Kierman, Jr., tr., China in Antiquity,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8. Ma Yau-woon, “Fact and Fantasy in T’ang Tales”,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 2, 1980. David Johnson, “ Epic and History In Early China: The Matter of Wu Tzu Hsu”,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0, No.2, 1981David Derwei Wang, “ Fictional History/ Historical Fiction”,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I, 1985.
 

 Yu Anthony-C., “History, Fiction and the Reading of Chinese Narrative”,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10, No.1/2, 1988. 另80年出版的一個英文論集中登載的一些論文也涉及到了此話題,其中William H. Nienhauser, Jr., “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on Fiction,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Ninth-century China”; Winston L. Y. Yang, “The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e San-kou Chih yen-y” , Winston L. K. Yang and Curtis P. Adkins, Critical Essays on Chinese Fict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0.

 [34]Wang, John Ching-yu, “Early Chinese Narrative: The Tso-Chuan as Example”, Andrew H. Plaks(ed.), Chinese Narrative :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王靖宇在此即傾向于從文學的角度來分析《左傳》,并對這種看法做了理論上的解釋。倪豪士關于制作的論述也直指《國語》、《戰國策》等,參William H. Nienhauser, Jr., “The Origins of Chinese Fiction”, Monumenta Serica, Vol. 38(1988-89).倪豪士另討論小說與歷史關系的論文見:“ A Structural Reading of the Chuan in the Weng-yüan Ying-hu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6, No.3, 1977. “Literature as a Source for Traditional History: The Case of Ou-yang Cha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 12, 1990.

 []35Lu Sheldon Hsiao-peng,From Historicity to Fictionality, The Chinese Poetics of Narrativ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6]可參Shi Liang, Reconstructing the Historical Discour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2.Gu Mingdong, Chinese Theories of Fiction: A Non-Western Narrative Syste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

 [37]思想史研究方面的這一轉型,可參葛瑞漢對史華茲相似論的批評,A. C. Graham, “Review of Benjamin J. Schwartz’s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18 July, 1986. 對這一領域的更廣泛變化的揭示可參黃卓越《后儒學之途:轉向與譜系》,《清華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93-95.

 [38]這一關于語境的論述,參Yu Pauline, “Alienation Effect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Chinese Tradition”, Clayton Koebl and Susan Noakes(eds.),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iteratur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pp162-175. 當然此處偏重于強調的是一種為某種確定的世界觀(“world view”)所規定的整體文化語境,還非具體的歷史語境。

 [39]Eugene Chen Ouyang, “Polar Paradigms in Poetics: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Premises”, Cornelia Moore and Raymond Moody(eds.),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同期發表的相似觀點也可參見Sun Cecile Chu-chin(孫筑謹), “Problem of Perspective in Chinese-Wester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13. No.4, 1986.



(原載《南華大學學報》2015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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