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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卓越:“書寫”之維:美國當代漢學的泛文論趨勢

 

“書寫”(writing),雖然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用語,但將之作為一理論命題予以聚焦性的闡述,進而在植入大量新的含義后被整合至當代主流知識話語之中,當首先歸功于法國文化理論學派的工作。如早期學者巴特、德里達、德·賽都等均在自己的著作中對“書寫”(écriture)做了超出常義之外的解釋,并視之為是一種能夠對思想史、觀念史施予重大影響的編碼活動。僅從以上述學者的論述來看,大致而言,至少包含有三種有所差異的思考方向,即一是將書寫視為一種攜有根源性意義的、形式化倫理的表征方式(巴特),二是用書寫來對指與表音意識形態相區別、相對立的一種更具心靈自主性的文字銘記方式(德里達),三是將書寫看作為被特定的方式組裝起來,從而也會給外部世界秩序予以賦權的“神話”模式(德·賽都)。雖然這幾個方面的用義有所不同,但又均在各自的論述中將書寫這一概念涂抹上了鮮明的“文化政治”底色,這固然也與法國20世紀中葉伊始的理論走向有密切的關系。

與之相隨,書寫的概念被快速地接引至諸如民族志、后殖民等自反性研究之中,也滲入了此期在各領域中出現的向識字史、寫作史、印刷史、閱讀史、書籍史、翻譯史等轉向,及“物質文化研究”等的潮流中。以后者為例,像夏蒂埃(Roger Chartier)、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 羅薩琳德·托馬斯(Rosalind Thomas)、亨利·馬丁(Henri-Jesn Martin)、布萊恩·斯托克(Brian Stock)、沃爾特·奧恩(Walter Ong)等在對西方古典與中世紀等時期相關活動的歷史考察中,便頗涉“書寫”的概念,由此而漸次墾拓出了一新的話語實踐空間。

就以上而言,尚能發現一從理論向歷史鍥入的步驟,以理論為先導,逐漸滲透到歷史研究的多個分支領域中。而理論與歷史的接合又形成了互為受益的效果,恰如后來發生的一系列事實所顯示的,在理論神啟式地點亮了歷史的探尋之路時,歷史也在大幅度地修訂、充實、改編著理論的原樣,并以持續擴延的方式為“書寫”的概念填充入豐厚的含義。

正是受到以上趨勢的影響,在當代英語世界,尤其是美國的漢學領域中,約自90年代初始,以“書寫”為名的著述驟然增多,尤其是將這一概念挪用、結合到對中國傳統文獻與文本的考察中試圖借助于這一新的概念化工具來重新詮解中國文化構成的特征。相對于90年代以來隨“文化轉向”而出現的其他新的研究多會集中在晚期中華的歷史變遷,以探索獨特的現代性展開進程,漢學界對書寫史的研究則多會偏向于以“早期中國”(Early China)為主要的論述區域,并試圖憑借這一與西方世界有著較大差異的歷史語境,從異文化的起源處來重新鑒別書寫的功能與特點,擴充對書寫含義的多樣化認識。

當然,如從中國的傳統表述來看,書寫的概念其實早已有之,甚至于如泛義上的“文”也屬書寫概念中的題中之意,或倒過來看也一樣,因此,也可就此意義上將之歸入于文論史的論述范疇。書寫研究與文論研究的關系,也可從“書寫”與另一文論概念即“文本”之間難以駁分的關系中得到明證,因為我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的確無法脫離文本而討論書寫。關于這點,如在艾勃拉姆斯(M.H. Abrams)等所編纂的《文學術語辭典》(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中,便是將“text and writing”放置在同一個詞條中來注解的,[1]這固然與近年來發生的學術變化有關,從而不僅印證了文本與書寫兩概念之間實際存在的某種孿生關系,進而也將文本化(textualization)看做是書寫的一個操持過程與結果,從而打開了文本理論原有的設限,大幅度地更新了文本研究的含義。在這個意義上,書寫,或為其帶動的文本概念,也便具有了跨文類的屬性,不再為狹義的“文學”概念所限定,而是也可為文化人類學、新史學等領域的研究所共享,[2]與之同時,對之的探索或理論描述也會與更具包容性的文化理論交融在了一起,進而導向一種泛文論的趨向。

從總體上的過程來看,在后知識語境下的書寫與書寫史研究,一方面會不斷地征用各種當代文化理論,以擴展自己的話語容量;另一方面,在美國漢學中,一個比較明顯的趨勢,則是會相應地沿襲那些傳統學科研究的軌跡,比如接續長期以來漢學領域中有關中西比較語言學、文字學等的研究,將傳統文獻學、注釋學、版本學,當然也包括將狹義文學與狹義史學研究等學科發展中原有的議題兼容在內,進而通過將歷史重新概念化的方式,引申出了一個新的,同時也是邊界并不十分確定的學術話域。當這些研究被相應地簇擁在書寫的概念之下,或機遇性地與書寫的概念發生邂逅之時,我們似乎也看到了某種向“大漢學”回返的征兆。就特定的學科而言,在這一潮流的沖擊之下,90年代之前奉行的那種狹義上的、專門化的中國文論研究,也被推入到一甚深的危機之中,逐漸地撤離到人們的視線之外。

這無疑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有鑒于此,本文希望以此概念為聚焦的中心,從近年以來北美漢學中浮現的多種研究性材料中抽繹出若干近似的議題,并通過較為系統的梳理,呈現出在書寫的名義或意識下所展開的各種新的努力。

 

一,“文本”與“權威”

從總的趨勢來看,在書寫或書寫史的話域之中,尚很難確定是誰鏟出了最初的一把新土,我們寧愿將之看做一個未曾閉合的、漸次性遞進的過程。其中,尤其需要關注的還是傳統學科研究中發展起來的某些意識,有時也會為下一步的探索搭建出渡越的津梁。就較早的情況而言,值得一提的是鮑則岳(William G. Boltz)的研究。鮑則岳1994年出版了《中國書寫體系的起源與早期的發展》(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一書,其標題已明確地將“書寫”的概念囊括其中,盡管內文看似主要討論漢字的早期情況,但其意圖卻是將漢字視為是書寫的呈示方式來加以思考的,并非受限于傳統語言學的研究范疇。這項研究當然基于大量的實證性考察,但仍裹挾了一些明顯的理論上的沖動,呈現出向新范式移進的痕跡。其中,至少有兩個方向上的論述具有示范性的意義,一是漢字的書寫屬性究竟是否可歸之于所謂的“表意性”(ideographic)范疇,從而可將這一在前殖民時期十分流行(至少可追溯至19世紀),并爭論不休的命題重新置于后殖民的言說語境中加以重估?[3]這一命題的提出顯然與德里達有無法撇清的關系,并包含有與后者論爭的意圖,進而也輻射到相繼發生的一系列爭論中,并與這些爭論一起激發了從語言、字詞等所謂的“語文學”(phiology)的角度重新考察漢語書寫問題的熱情。二是,也是更具啟發意義的是,鮑則岳將漢語書寫變化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置于秦漢時代,提出了秦漢時代其實是漢字,同時也是漢語書寫被重構(reformation),進而被標準化(Standarization)的關鍵時期,其中如:“《說文解字》便是在秦始皇時期帝國的政治統一之后,由李斯所啟動的為了使書寫標準化而施行的正字法改革進程的終極成果。”[4]盡管還不能簡單化地來看待這一問題,但漢字的標準化畢竟透露出了秦帝國所實施的各種統一化努力的一個基本方向,[5]由此而使這一重塑活動鐫刻上了國家權力意志的鮮明屬性。

對文本“權威”或權力作用的考察,在鮑氏后來的論述中也占據有相當重要的位置,且引起了漢學界對此問題的積極關注。在90年代最后幾年內出現的兩部著作,幾乎不約而同地將“書寫”與“權威”(Authority)的概念標示在其書名中,此即1998年出版的由康奈利(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撰寫的《文本帝國:早期中華帝國的書寫與權威》(The Empire of the Text: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1999年為陸威儀(Mark Edward Lewis)撰寫并出版的《早期中國的書寫與權威》(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為此我們也可以看到此期書寫史或泛文論研究的一種觀念走向。

陸威儀90年代初撰有《早期中國的合法暴力》(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 China)一書,[6]提及戰國時期發生的權威過渡或轉換的問題,即所謂的“從弓箭到文本的歷史”(the historicity of the move from bow and arrow to text),以為這是與從以世襲為基礎的血緣契約而至以法律為約束的國家體制演化相一致的一個過程,從而導致了一種身體儀式的“文本化”(textualization),但是作者并未對“文本”的概念進行必要的分析、限定與展開。而此后,或當是受到新的學術理念的啟發,陸威儀始將自己的研究聚焦于對文本演變與政治作用的關系上,隨后出版的《早期中國的書寫與權威》一書即是在此方面所做的一項較大規模的努力。陸威儀對研究的目標先有一個限定,即其關注的僅是在國家與社會層面上如何制造與運演權力的那些文本類型,在這一可控的范圍內,去檢測各種群體所扮演的角色。在他看來,目前西方有關書寫與權力的理論,基本上都可用之于對戰國時期“權威轉換”(the transformation of authority)的觀察中。通過對諸文本及其用義與功能等的探索,可以發現,這一時期書寫的一個最為重要的作用,便是在文本中創造出一個與之“平行的現實”(parallel realities),并聲稱這是一個完整的世界。[7]隨著秦漢的國家統一,“前帝制時期”普遍信賴的征戰原則與思想獨立傳統均遭到明顯的削弱,書寫的一致性至漢武帝時期達到了巔峰。從書寫者身份位置的替換看,此時出現了一種兼有官僚與教師雙重身份的、同時也是為體制所收編的一代新的精英,一方面是因為經濟上的依附,另一方面也多少是出于內心的真誠,使得“國家”成為他們進行文本書寫的最為權威與卓著的樣式,而學術性的書寫也始淪為一種財富與名望的機器。陸威儀的研究涉及多種文類,如行政文獻、詩賦雜文、哲學論著、史學著述、政治散論、歷法輿圖、百科全書等,而這些也都可以用泛義的“文學”或“文學文化”(literary culture)的概念括述。[8]這一共名當然有獨特的意義,除了含有對傳統有關“文學”(“文”)概念的重新調用之外,更在于就作者看來,這些文類的體例盡管不一,然而卻通過書寫(“去自然化”)共同為構制出一個史無前例、包羅萬象,并跨越多個世紀的“世界帝國”提供了一種想象性認知,同時這也是反事實性的模式。陸威儀最后還引用了博爾赫斯小說中關于“Uqbar”的描繪來說明他的寄意,即漢代書寫所建構的這段歷史就像在一部冒名的百科全書中才能查閱到的虛幻之地“烏克巴爾”一樣,不過是一個假想性的“文本之夢”。[9]陸威儀的論說也隱在地涉及到了對文學與史學兩種傳統設定的書寫邊界的質疑,從而與其他一些學者在另一分支話題上所展開的問題串聯到了一起。[10]另如史嘉柏(Daivd Schaberg)在其所撰的《模式化的過去:早期中國歷史編纂學中的形式與思想》(A patterned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2001)及其他一些文章中,也闡發了類似的看法,并對早年漢學家在“抒情傳統”研究中提出的直呈式結論提出了質疑。[11]

康奈利的著作,聚思于一種政治表象(representation)的構建方式。從其書中的敘述看,不僅涉及對西方當代書寫史/文本史研究多種著述的評價,更涉及對多種后-理論資源的借鑒。其書名中措出的“權威”一語,按其所述,大致類似于“霸權”(霍爾)、“權力”(福柯)的概念,也可與“意識形態”(阿爾都塞)的概念相互替指,[12]甚至也可用“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概念去附述之,而作者也是懷有這種高度的理論意識去謀劃自己的著作的,故比之于陸威儀一書,會更多地在敘述中突顯出被有意識地強化了的文論色彩。康奈利的研究同樣集中在秦漢書寫方式轉型的問題之上,然仍與陸威儀主要從國家權力變更、政治身份移位的角度考察這一轉型有所不同,康奈利更傾向于將文本書寫看做是帝國權威構成的一個逆向性的動因。關于這點,著者認為可從多個角度加以論證。首當其沖的當然是作為書寫介質的統一化,比如現在所說的“文言文”(literary Sinitic)便是秦漢帝國文化一體化政治的產物之一,除了字形以外,文言文也包含了一整套詞匯、句法、文類(子類)等的規范性習則。很顯然,文言文的詞語并不是與現實體驗所試圖表達的對象相應的,然而其書寫規則卻預先提示了表達的內容與含義,因此而帶有了法典性與強制性的效果。[13]盡管秦漢在大一統的威權格局中也保留了自戰國時期延續而來的地方傳統的多樣性,比如存在著各種口語與方言,但是在書寫語言之中,目前唯一能夠發現使用的卻僅僅是文言文。其次是漢代出現了為官方意志所主導的,同時也是高度發達的編輯系統(codified system),以致而使我們能夠看到,在對經典的構造與意義的轉化的背后,會存在著一套特定的敘述法則與特殊的意識形態,而其又以權威的方式指導著其他的各種書寫活動(比如“純文學”的書寫[14])。從傳播的視野上看,帝國的實踐便常常地依賴于這種文本的循環,使得權威自身能夠在這組文本轉換的線路上被授權,并借此以造成一種“文本整體性”(totality of the textual)的效果。以同樣的邏輯推斷,漢代的“士”階層雖然也可看做是社會地構成的,并是文本書寫的主體,但是由于他們對文本官僚政體的隸屬,因此還是應更合適地將之看做是文本政體(textual regime)的一種“效果”(effect)。[15]如此一來,在過去的文學研究中流行的所謂社會與政治對主體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主張,便由于插入了一個新的中介,而發生了程序上的偏轉,即更偏向于被認為是文本的權威(及生產這些文本的機制)構建出了作者的所謂主體性。與之相關,康奈利也會不斷地去強調:“文本性并不是一個表征社會的工具,而是它自身便是表征的權威”,[16]因此而有必要超越傳統認為的“它是那樣”的解釋,而取向一種“去自然化”(denaturalize)的解釋。

上述學者聚焦的這一“權威”論題,還將在此后有關書寫的其他研究中被不斷觸及。這些研究自然會依托于豐富的史料,所涉議題也不限于以上的簡短紹述,但在這些頗富新見,并且也有重大開拓意義的論述中,也存在著一些無論是學理上還是實證上均難以牢固縫合的紕漏。康奈利與陸威儀的相通點,在于不管其曾經有過多少補充性的說明,均很明顯地將“早期中國”做了“整體抽象主義”(totalizing abstractions)的架構,也就是從一種被整體打造過的理論假設出發去攏聚史實,并最終獲取一種自我循環式的結論。就此而言,也可以將此類研究看做是后理論驅動下的一種結構主義嘗試,或視之為是后殖民批評語境下所做的另類東方主義的冒險。此外,還有一些問題也需提出來辨明,即所謂的“文本帝國”的提法,將文本看做是權威建構的幾乎是最為重要的介質。盡管,兩漢時期的留存文本數量較大,與其他古老的文明的“廢墟”性相比,中華文明依然有賴于它的“文本”性而始終能夠保持歷史記憶的延續性,[17]但是這些文本的實際流動狀況,以致于影響權力塑形的作用并非就如上已述的那樣簡單。這是因為在紙張尚未發明,并主要是以竹木簡為書寫的物質前提狀況下,備份(尤其是大的備份)的制作必然是十分困難的,加之大量書寫文本更是僅為皇室所據有,或僅滯留在少數私人手中,以至于無法成為廣泛傳閱的讀本。就目前所能發現的兩漢時期的版本來看,許多的文本往往也只是留下了一或數個備份,而且多為后代所重新錄制,這些都是在細致的研究與推論中需要考慮的因素。與之相關,也需要再次重視口述在信息傳遞以及政治構型上的特殊意義,以免過度放大書寫的功能。[18]

 

二,文類書寫的特例:注釋學研究

除了宏觀方面的論討,另有一些與書寫相關或與書寫史理念糾纏在一起的,同時也是更為具體化、分層化的研究也頗值關注,其一便是對“注釋體”(注疏體,commentary, exegesis)/注釋學的研究。注釋學在當代頻遭學界的親睞,首先與解釋學,進而是解構主義所提供的解讀理論相關,因而從一開始就攜有泛文論的色彩,并為那些企圖以對傳統古典學改造為己任的學者所追慕。而注釋之所以也能置于書寫的范疇之下,則是因為它與其他書寫文本一樣均基于同一種介質,甚至于往往被嵌入在正本書寫之內,看做是正本書寫的一個附屬品,類于“副文本”的概念。過去對注釋的研究多會偏重于論證其與正本之間的從屬關系,因此也不甚將之作為一種特殊的文類看待,而新的研究則多會有意識地去發現其與正文之間的縫隙與駁離,以及如何以另類書寫的方式去移動經典的意義,從而大大增強了其作為文類的相對獨立性(當然并非學科劃分意義上的文類)。特別是書寫概念的悄然引入,也使該項研究從過去只重視文本的含義,而開始轉向對文本生產內在機制、施動策略等的探求,并賦予了這一模式某種文化政治的含義。

就一般對“注釋”體例的關注來看,北美漢學界中對之的較早,并產生顯著影響的一項研究可溯自如余寶琳80年代后期出版的《中國詩歌傳統的意象解讀》(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一書。進入90年代之后,又出現了范佐倫(Steven Van Zoeren)的《詩與人格:中國傳統中的閱讀,注釋與闡釋學》(Poetry and Personality: Reading,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1991)、韓德森(John B. Henderson)的《經文、正典和注釋》(Scripture, Canon and CommentaryA Comparison of Confucian and Western Exegesis, 1991),以及蘇源熙的《美學問題》(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 1993)等著作。而至世紀之交,則有如韓大偉(David B. Honey)所著《頂禮膜拜:漢學先驅與古典漢語文獻學的發展》(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2001)、周啟榮等所編撰的旨在從一長時期的歷史階段上闡述經典注釋流動性的《想象的分界:變動中的儒家教義、文本與闡釋學》(Imagining Boundaries: 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 Text, and Hermencutics,1999),[19] 涂經詒主編的從西方闡釋學角度出發處理儒釋道等經典解釋的論文集《經典與解釋:中國文化中的闡釋學傳統》(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2000), [20]余寶琳等隨后編輯的試圖參與對幾種古典文本解讀與注釋的《文詞之路:早期中國閱讀文本的書寫》(Ways with Words: Writing about Reading Texts from Eealy China2000)[21]等,其后的研究則更有細化與擴大化的趨勢。

從方法論視野上看,余寶琳早先的著作(對《毛詩》序注的闡述)還僅停留在一般注釋學的研究上,尚未涉足更新的理論視野。范佐倫的著作則明確提出要用闡釋學(hermeneutics)這一源自西方的文論概念來探討中國傳統的注釋學,但又認為后者與西方早期至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所有闡釋理論是有區別的,這也是由中國闡釋學(或“經學”,“Classics studies”)自有的特點所決定的,因后者的核心是將“經典”視為一種具有普遍、終極意義的權威性文本,解讀的目標是為了內化性地造就一種與經籍意義相一致的人格。以《詩經》解釋學(尤其是毛詩學派的注釋)為例,解經學的宗趣即體現在“詩言志”這一核心的表述上。具體而言,“志”是一個固定在文本中的,也是單一與不變的中心意義,而在另一方面,對之的解釋又可能是豐富的,以及會隨社會場景的變動而有異。[22]以此來看,雖然也需要關注意義的變動,然而中國注經學(批評學)中呈現出的理論意識又與“解構理論”(deconstructive theories)似無甚特別的關聯。[23]

范佐倫之后,對注釋學的研究始有更新的展開。韓德森的著作處理的是儒家經籍中的正典與注釋之間的關系,尤其偏重于“注釋是如何面向經典的”(how commentators approached the classics)[24]這一動態性的問題,特別是它們“制造”出了什么樣的假設,以及是怎樣處理其與經典文本所存在的沖突與矛盾等成分的。為了更有說服力地討論這一問題,作者選取了中國儒家以外如印度吠檀多、猶太教、基督教(《圣經》)、希臘(荷馬史詩)與回教等五個不同的正典與注釋傳統加以比較,認為其間存在著共同的基本假設與詮釋策略,同時又因對這些假設與策略在應用方式上的差異而出現了分岔。[25]在作者看來,盡管注釋會與原典之間存在著意義上的一致,但是幾乎所有的注釋又都會基于一種假設而介入到對經典的讀解中,為此而也就必然會造成其與經典含義之間的某種駁離,而這也將是我們重新審視儒家經典學的一個基本出發點。藉此可見,韓德森的研究顯然已經比范佐倫了更遞進了一步,即更強化注釋學這一后續的活動所帶來的對原初經典的解構性、間離性功效。既然注釋活動是一種再書寫,那么意義的延宕便會發生在文本間的傳遞與交接之處,為此而使原典的確定性無法著落,這與此期北美文學界在手抄本文化研究中提出的問題也較相似。

蘇源熙《美學問題》更為細致地涉及到對注釋學撰述策略的思考。作者先是設定了一些明確的論辯對象,即集中于對90年代之前如余寶琳、宇文所安等對中西文論二元差異(真實與虛構,模仿與非模仿)的固化性解釋的批評,并試圖通過對“寓意”(allegory)這一間入概念的重新辨析,建立起一種新的跨文化理解的模式。蘇源熙選取的主要文本是毛詩的評注(詩序與注釋),并在一開始就表明其思路中攜入了如保羅·德曼、雅克·德里達與杰弗里·哈特曼等解構主義大師的深刻影響,由此而不是沿過去的學術舊徑,即總是試圖通過尋找各種文本論據以求得一個真實與自然的“中國”,而是有意地避開對真實性的直詢,去發現在那些文本書寫過程中所使用的修辭手法與若隱若現的修辭策略,它們是如何決定了后來的人們對原典的理解的。在蘇源熙看來,相對一個“自然”存在的文本觀念,我們毋寧將這些評注視為是一種用“非自然”的方式去改變語義的“操作”(work),[26]也就是通過另類書寫的方式去置換原有的意義。由此而再來看毛詩的評注,盡管后來的學者都以為其用特定的意識形態對《詩經》進行了過分的、同時也是不合原義的曲解,但是這在毛詩的評注者那里事實上并不是一個“問題”,問題出在后來的人們如何看待其評注的態度上。以蘇源熙的視角來看,注釋的本義,具體而言即我們所說的毛詩的評注,其主要的目的正是要將原初的文本進行“主題化”的“操作”,并借助于新的書寫路徑去塑造一個守禮的理想之“王”,從而生產出一個具有合理化的“帝國”的概念。籍此之故,對注釋或評注的判斷就不應當局限于它離真實性有多大的距離,而是需要在將“言意”剝離開來的前提下,首先關注其是如何運用“寓意”等修辭性手法來達到詮釋之效驗的。繼以毛詩的評注為例,其具有最終申訴權的便是作為“元美學”(meta-aesthetic)的“禮”, [27]這也是注釋者在對經典原義加以改造的過程中特意插入的一個核心的觀念部件。于此情況之下,作者所得出的結論也與陸威儀、康奈利等的論述是可貫通的(即文本權威的想象性建構)。而正是基于這種持續不斷的對經典的重新注釋,使得原典的意義(同時也像“中國”這樣的意義)被不斷地延宕,而不再像余寶琳、宇文所安、蒲安迪等文倫家所認為的,可以被固化在一個基礎主義(也是二元對立)的概念上。

在此之后,蘇源熙仍主要將中國傳統書寫與評注問題,包括早期漢學發生以來“他者”的評注史及漢語書寫語文學(philology)作為其研究的聚焦點之一,出版了《話語的長城與文化中國的他者歷驗》(Great Walls of Discour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Cultural China, 2001)一書,[28]并與其他學者一起合編有《漢字字形:書寫中國》(Sinographies: Writing China2007)一書,[29]為此而形成一套較為成形化的有關中國書寫的多層次研究的言述模式,并可與其時其他一些漢學家的在漢語書寫史范圍內所作的研究形成一種叉合性的呼應。

 

三,在“歷史”中書寫

以下的話題,幾乎均被歸在了由北美漢學界所發明的“早期中國”(Early China)這一帶有“全史性”的學術命名中,以至于恰如柯馬丁(Martin Kern)所述,由于近年來急劇加速的的學科跨域進程,使得要再明晰地區分原有的學科界限已很困難。以文學為例,“嚴格地說,可以游離于早期中國研究的體系之外,并且可以清楚界定的‘早期中國文學’是不存在的。”[30]此種說法當然也可用以替指在其他一些學科發生的狀況,并也已為各種研究所證明。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命名之中,由于近來兩種趨勢的激發,已將“早期中國”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同時也是前程叵測的境地。這兩種趨勢,即一是中國考古學在最近幾十年的重大發現,二是在另外一些領域如經典學、宗教學、圣經研究、近東研究與歐洲中世紀文學研究等之中所出現的國際研究新走向。[31]從前者看,中外學者之間多有溝通與交流,在歐美多國也均涌現出一批以簡帛文獻等為專治方向的學者。從后者看,漢學領域也明顯地受到了當代西學各路研究的影響。而其中最為突出的,并于本命題相關的現象之一,便是圍繞著“文本”這一概念所展開的多種探索。雖然“文本”的概念在這一確定層面上處理的首先也是一種“文獻”,但是已不同于舊的文獻學概念,而是同時也被轉義為文論意義上的“文本”,即被看做是一個有所建構的對象。當然也不同于傳統思想史、文學史等在進行內部自足式分析時所認定的意義載體,而是在被“書寫”這一命題重新照亮與激活后的一個新的敘述范疇,因此而會更偏重于從符號生產與傳播的方式、書寫的物質前提、被書寫注入與表征出的權力觀念、書寫的內在體式與規定性機制等視角對文本予以重新檢審,由此而與泛義的文論研究聯系在了一起。盡管“早期中國”研究所包容的范圍要更寬泛一些,然貼近書寫/文本話題所展開的各種研究卻擔當了一個“發掘機”的作用,以使各種理念上的創新能夠在此溝渠中匯聚并有序地流出。這也涉及幾個不同的面向,下文即選擇性地介紹幾例。

其一,是關于文本不確定性的討論。如先不考慮受到更大氛圍的理論啟迪,大致主要涉及兩方面的研究進展及從中得出的結論。首先是認為文本/文獻在物質表現層面上即呈示出了一種不穩定性,這也是基于近20多年來地下文獻的大規模發現,使得早期書寫的本原狀態或說是物質性得以比較充分地顯露出來。經過中外學者的密集考訂,已可充分地證明早期文本在抄寫、編排等方面存在著諸種差異,進而也造成了文本表述的多樣性與意義的流動不居。在我看來,這與早期書寫條件的匱乏也有極為密切的關系,因而意義的傳遞主要還是依賴于口頭傳播,而口頭傳播下來的文本又總是會因人而異的。除了手抄的方式以外,在當時也不存在著其他的書寫手段,由此也使得每一次書寫都必然是自我單元化的,以至于我們無法確證哪一文本是最初的,或最為可靠的。加之,在秦漢之前,漢字及其書寫形式也未曾有任何標準化的規定,這也會使文獻之間會呈現出微巨不同的異差。[32]

此外,文獻體制的變化也會造成同一文本之間出現微妙或明顯的差別。關于這一問題,一些漢學家認為既與秦漢時期對漢字的改型與統一有關,更與“西漢時期重塑中國書面文化傳統的努力”有關,因此可以通過語文學體制的變化來探討之。比如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等即認為西漢時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的書寫方式(文學書寫抑或歷史書寫)即規范與決定了后人對上古史的理解,而這也應當與各類文士參與其中的、大一統的帝國文化規劃有著潛在的關系。更有甚者,則因于劉向、劉歆父子對秘府文獻的系統性重造(以今文重錄,并刪汰、改編原本,重新分目等),造成了一大批與原初文獻面目大異的所謂“定本”,而我們后來所見的所謂先秦文獻主要依據于此。[33]再如鮑則岳的研究,通過對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各自結體方式的對比而指出,兩者不僅字句與內容上有差異,而且其內部的構成秩序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早期的文本形態往往多由小的片段組成,在后來才以特定的方式及根據某種意圖被組合在了一起,形成我們目前所見到的這種“混成”(composite)式的集子,即“文學化的類散文式文本”(literary essay-like texts),或稱為是經典集(classical corpus),又最后在向歆父子的重構性活動中以獲定型。[34]也有學者通過具體某一文本的研究中,借助對地下發掘文獻(郭店楚簡與上博簡)與現存《詩經》(毛詩)一些片段與引述的細致對比,認為在《詩經》被經典化以前,這一整體化的文本其實并不存在,文句與意義也因使用的差異而未曾確定化。[35]盡管近年來不同領域如文獻學、考古學、文字學、文學史研究等方面的中外學者均參與了以上討論,對大量的秦漢之前的文本均做了重新考訂,然漢學家們的研究明顯地在其中偏向于對文本及其意義做“不穩定性”(unstable)的解釋,及企圖將研究的結果做某種再理論化的嘗試。如果考慮到在書寫這一話題下英美學界存在的一個更大的語境,這一研究趨勢自然也與文化理論的一般性討論的進程具有步調上的一致性。

其二,是有關文本構型問題的研究。雖然在該名目下的研究幾乎很難不留下結構主義等舊文論模式的影響,比如柯馬丁在其精心結撰的《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Ch’in Shih-huang:Text and Ritual in Eealy Chinese Imperial Representation)一書中對石刻文本篇章所作的考析,即認為從對早期一批跨度較大的青銅銘文、石磬銘文以及秦王石刻銘文等的對比分析看,可以發現這些寫作文本之間在韻律、修辭、用語、格式與意識形態等方面均存在著高度的相似性,因此可判定該文類的內在的模式具有明顯的因襲性特征,但是作者并沒有將自己的研究停留于此,而是進而去探討形成這種一致性的操作機制,比如“儀式”的表演模式,同時也是口述的形式,是如何平行化地、在歷史的演進過程中被嵌入到后續的韻散文書寫的機制之中的,等等,由此而開辟出了重新理解書寫/文本的一個新的探索維度。[36]

這種研究思路也延伸到了后來的一些漢學著述中,比如柯馬丁在為《劍橋中國文學史》所撰的篇章中,即以《詩經》的四句式為例,考察了從西周青銅器上的銘文格式向《詩經》格式轉化的規律,并認為兩者之間所保持的這種結構與規范上的一致性也源自于更早的先民儀式語境以及對歷史記憶的某種復現。[37]與之同時,一些集體性的文集,比如像柯馬丁編輯的《中國早期的文本與儀式》(Text and Ritual in Earty china)、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等編輯的《治國經綸與經典學習:周代的儀式》(State craft and Classical Learning: The Rituals of zhou in East Asian History)等,[38]也均不同程度地演繹或呼應了上述看法。《中國早期的文本與儀式》一書原屬2000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展開的一次同名會議所遞交論文的匯編,盡管收入的篇章并不全是圍繞著這一主題進行的,然也大致反映出了當時學者對這一議題的思考進程。在學者們看來,同時也可以確定地認為,早期文本的書寫有一與儀式活動互相建構的特征,或從儀式到文本,或從文本到儀式,其內在的結構具有互通性的關聯,故也可以取之做相互的印證。從文本的角度來看儀式,盡管不應當將所有早期的漢語書寫歸之于儀式的需求,但是通過觀察可以發現,至少大部分的書寫都呈示出了儀式化文本(ritualistic text)的征象。[39]甚至于在第二級的層面上,比如在那些經典文本總是被置于墓穴之中的現象上,也能曉知儀式與文本的又一層關聯。[40]從儀式的角度看文本,則二者會具有一種共生性的關系,就好像是文本被引入了儀式性的活動,使儀式帶有一種程式化、神圣化文本演示(perfomance)的屬性。[41]總起來看,在早期的最為寬泛的“文”的概念中,即包含有儀式與文本的雙重含義,兩者混溶一體,并都具有視覺化展示(display)的含義,及與政體威權、歷史記憶等訴求密切有關,直到公元前一世紀左右,“文”才主要用來指稱“書寫”,這也象征著從儀式性向文本性表達的整體遷移。[42]當然,對這些總體化闡述的認識,也會落實到具體的分析案例中,比如柯馬丁對《詩經》文本等所做的一系列的分析即頗富代表性。他如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對“錯金鄂君啟銅節”文字及書寫樣式的分析,闡明了這一書寫是如何介入到早期王權儀式演示系統中的去的;史嘉伯通過始于東方朔的漢代勸誡文體之用于宮廷表演情況的分析,試圖證明弄臣的“解碼性游戲”(game of decoding)所具的特殊的儀式化效果;白瑞旭(Kenneth E. Brashier)以東漢時期石刻銘文為例,指出這種書寫方式是如何仿制早期詩歌中的歷史記憶儀式的,等等。[43]

如果說對前一種現象即文本不穩定的研究主要偏向于在物質與技術介質的層面上解決文本意義延宕的問題,那么對文本的儀式化、程序化的研究則冀望于從內部為書寫形制的確立尋找到某種相對穩定的,同時也是互文性的根源,兩者代表了書寫史研究的不同層面。當然,在研究者看來,這種形制上的穩定性也并不是完全自我封閉的,或可將之回歸到“形式主義”的考察,而是仍然可與外部溝通,從而與“非文本性”(非書寫性)的社會政治活動方式構成結構性內嵌與影響等的關系。毫無疑問,這些新的研究會對我們未來的文論研究帶來重要的啟發。當然,在另一方面,這種將書寫與儀式做“跨文本”對應的思考方式,也可能會帶來某種擬測性推理的嫌疑,如果我們無法提供更為豐富的中介性證據,那么有些研究的說服力便會大打折扣。此外,需要提醒的是,在取用這些中心概念的時候,似也有必要適當區別“儀式化”與“程式化”(formula, stereotype)兩種構式在意義上實際存有的差別。

 

(原刊于《北京大學學報》2016年5期)

 



[1] Meyer Howard Abrams and Geoffrey Galt Harpham(ed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9th edition, Wadsworth Publishing , 2009,pp364-365.

[2] 可參克利福德、馬庫斯在《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中的多處論述,作者認為,如將人類學看做一種“寫作”(“文本化”)的話,那么,它也勢必將借助于當代文學批評的基本話語。而馬庫斯還提到,這種“文學理論”的主要的一個驅力,“便是將文學批評轉化進入一種具有更大包容面的文化批評。”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6, p262. 史學研究的泛文論化取向可詳參林恩·亨特的論述,Lynn Hunt,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Introduc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9, pp1-22.

[3] 有關于此,鮑則岳表示他偏向于此前杜邦索(Peter S. Du Ponceau)與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的看法,批評將漢語僅僅看做以“觀看”為主、與聲音無關的圖像表意文字(如費諾羅薩、龐德),而贊同漢字與其他任何語言一樣,只是一個呈示聲音的圖標設置,是視覺、聽覺與意義的一個組合體。William G. Boltz,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94,pp1-9. 從話語的設置看上,鮑則岳似并未明確涉入后殖民主義的討論,但正如康奈利在評論鮑則岳的研究后所指出的,普遍主義的語言理論以及語文學與當時的歐洲殖民主義是有關聯的。參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 The Empire of the Text: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Inc, 1998.,pp33-34.

[4] William G. Boltz,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pp156.

[5] William G. Boltz, 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p157.

[6] Mark Edward Lewis, Sanctioned Violence in EarlyChina,StateUniversityofNew YorkPress, 1900.

[7] Mark Edward Lewis,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p3-4.

[8] Mark Edward Lewis,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p361.這個概念的使用也可參2007年陸威儀的近著《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章9中有關”文學”的描述,Mark Edward Lewis, The Early Chinese Empires: Qin and H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9] Mark Edward Lewis,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pp363-365.

[10] 這方面的稍早的討論也可參90年代之前如王靖宇、倪豪士等關于中國敘事“虛構化”的論述,后期的有些論述也可參Christina Shuttleworth Kraus(ed.), The Limits of Historiography: Genre and Narritive in Ancient Historical Texts, Leiden, Brill, 1999.

[11] Daivd Schaberg, A patterned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2001.史嘉柏這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有Daivd Schaberg, “Song and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Earl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9, No.2, 1999.

[12]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 The Empire of the Text: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pp24-27.

[13] 在另處,康奈利又寫到:“我希望去強調一下我的觀點,即文言文的文本權威性并不在于它是某種說出‘真實’的語言,而是它作為語言學上的權威,是通過它的組成元素的相系方式,內在地被構造出來的。”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 The Empire of the Text: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p19.

[14] 關于“純文學”的書寫,參該書第四章:“文學”。 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 The Empire of the Text: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pp141-170.

[15] 具體論證可參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 The Empire of the Text: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pp99-107.

[16] 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 The Empire of the Text: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p14.

[17] Christopher Leigh Connery, The Empire of the Text: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p4.

[18] 后來的漢學家對此的反思,可參Michael Nylan, “Textual Authority in Pre-Han and Han”, Early China, Vol. 25, 2000. Martin Kern, “Feature: 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China, By Mark Edward Lewis”,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Vol.7, 2000.

[19] Kai-wing Chow, On-cho Ng, and John B. Henderson(eds.), Imagining Boundaries: Changing Confucian Doctrines, Text, and Hermeneutic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20] Tu Ching-I(ed.), 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涂經詒稍后編輯出版的同類著作還有:Tu Ching-I(ed.), Interpratatio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Chinese Hermeneu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4.

[21] Pauline Yu, Peter Bol, Stephen Owen, and Willard Peterson(eds.), Ways with Words: Writing about Reading Texts from EealyChin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2000.

[22] Steven Van Zoeren, Poetry and Personality: Reading ,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1-13.對“詩言志”這一概念的進一步研究也見蘇源熙的論述,Haun Saussy, 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86-88, 其中引用了范氏之說。

[23] Steven Van Zoeren, Poetry and Personality, 6.

[24] John B. Henderson, Scripture, Canon and CommentaryA Comparison of Confucian and Western Exegesi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4.

[25] 關于這種大跨度的比較研究也可參韓德森的另一著作,John B. Henderson, The Construction of Orthodoxy and Heresy: Neo-Confucian, Islamic, Jewish, and Early Christian Pattern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26] Haun Saussy, 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 pp119-120.

[27] Haun Saussy, 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 p103.

[28] Haun Saussy, Great Walls of Discour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Cultur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9] Eric Hayot, Haun Saussy, and Steven G. Yao(eds.). Sinographies: Writ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30] 柯馬丁《學術領域的界定——北美中國早期文學研究概況》, 載張海惠《北美中國學》,中華書局2010年版,頁571。

[31] 參Martin Kern(ed.),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 Introduc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VII.

[32] 此類考訂與論述甚多,其中可參, Edward L. Shaughnessy(ed.), The New Sources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Inscriptions and Manuscrip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 of East, 1997. Edward L. Shaughnessy, Rewriting Early Chinese Text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

[33] Edward L. Shaughnessy, Rewriting Early Chinese Text. 也可參周博群等中譯本,夏含夷《重寫中國古代文獻》,“導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頁2-3。

[34] William G. Boltz, ‘The Composite Nature of Early Chinese Texts’, Martin Kern(ed.),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pp50-78.

[35] Martin Kern, “The Odes in Excavated Manuscripts”, Martin Kern(ed.),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pp149-193.

[36] 可參Martin Kern, The Stele Inscriptions of Ch’in Shih-huang: Text and Ritual in Eealy Chinese Imperial Representation,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0.

[37] 參宇文所安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上編),劉倩等中譯,三聯書店2013年版,頁42-43

[38] Benjamin A. Elman and Martin A. Kern(eds.), State craft and Classical Learning: The Rituals of zhou in East Asian History, Brill, 2009.

[39] Martin Kern(ed.),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 Introduction”, X.

[40] 此也可參戴梅可的討論,Michael Nylan, “Toward an Archaeology of Writing: Text, Ritual, and the Culture of Public Display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Martin Kern(ed.),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p8.

[41] Martin Kern(ed.),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 Introduction”, XII.

[42] 最后一段的敘述來自柯馬丁為《劍橋中國文學史》所寫的部分,頁32.

[43] 以上諸文均載于Martin Kern(ed.), 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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