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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卓越:19世紀漢學撰述中的“literature”:一個概念措用的歷史

                            19世紀漢學撰述中的“literature”:一個概念措用的歷史 

                                                                        黃卓越

英人翟理斯(Herbert.A. Giles)于1901年出版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被視為是英語世界第一部中國文學史,且由于比中國學者竇警凡、林傳甲、黃人所撰的本國文學史(講義)早出數年,[ 學者常多以為國人最早撰寫的文學史當為林傳甲與黃人所著本,也有以為當推竇警凡《歷朝文學史》,后書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鉛印出版。參周興陸《竇警凡<歷朝文學史>——國人自著的第一部中國文學史》,載《古典文學知識》,2003年6期。]因此無論在漢學史還是文學研究領域均具某種標桿性的意義,并為后來的學者不斷述及。有些評論也注意到了該著標示出的主題語“literature”與近來我們對“文學”含義的解釋之間存在的齟齬與不協,并對此用法提出了質疑。較有代表性的即有鄭振鐸在30年代所撰《評Giles的中國文學史》一文,不僅已將翟著冠以的literature徑譯為漢語的“文學”,而且也對其撰述形態提出了來自不同視角的指摘,認為該書存在諸多的問題,其中便包括對作品的“濫收”,比如將有些律法、博物學、園藝學、民間道書等均不加區分地攬入書中,[ 鄭振鐸《評Giles的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論集》,1934年版,引見《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頁31-34。鄭氏對該書的指摘甚多,共4個方面,因多超出本文論證范圍,不做詳述。]以致大大超出了規定性的“文學”的范疇。

就這一問題而言,延伸出的話題自然也會很多。以目前所見的相關論述而言,也有一些學者考察了漢語“文學”這一帶有現代性表義的概念在早期萌生、演化的軌跡,或旁及這一進程中對“literature”一語所做的轉化,這當然也是一種正常的、有價值的學術思路。但如全面地看,如果,這兩個概念可以構成某種有意義對局的話,那么另外一條軌跡也是如實存在的,這就是在翟理斯使用“literature”這一術語的身后,作為英語語匯的這一概念也會在其時的中國研究中時隱時現地出沒、延宕,構成一獨特的指意鏈條,影響到19世紀漢學的相關表述,畢竟,它也會在某種程度上駕控后來我們視為“文學”的許多對象,從而成為一段值得勘察的歷史。此外,從衍生的意義上講,對這一譜系的探索與確認,也會再次投射到已提及的“鄭振鐸式的困擾”上,以便能更深入地辨明這究竟是一個個人性的問題(翟理斯獨有的),還是更多屬于一種“集體表象”的效用(即為19世紀漢學群體所共享),對之的解答,也相應地會對翟理斯該著所持概念的歷史合理性,以及兩個不同詞語在特定時期中進行對譯的可能性等問題有一更清晰的判斷。

為比較全面地梳理“literature”一語在19世紀英語漢學史上的措用,根據我們的考慮,至少需要兼顧三種著述類型,一是各種英華辭典,往往會將literature選為條目,并進行定義式的注解;二是在題目中明確標以“literature”的書籍,其意應當是專以literature為論的;三是,在前兩者之外,那些在題目中標出literature的單篇文章或著述章節,它們的出現也不是隨意的,同樣會反映出這一概念譜系的一些帶有規則性的要求。只有對這些文本進行通盤的與統籌化的考訂、考察,才能大致描摹出19世紀以來英語漢學對literature含義的基本認知與把握。


 一,定義literature:英華辭典中的譯解 


漢學家所編撰的雙語辭典可分為英漢、漢英兩大類。19世紀以內,英漢辭典的編纂以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的《英華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the third, English and Chiniese,1822)[ 馬禮遜該書共三個部分,第一部標有中文“字典”,第二部標有中文“五車韻府”,第三部無中文書名,現據其英文標記而稱為英華辭典,其他學人也有如此稱謂。以下再出現時,英文從簡為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Chinese。特此說明。可參北京大學圖書館珍藏本。]、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華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1848)及羅布存德(W. Lobscheid)的《英華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1866-1869)三種最為著名,最具標界的意義,[ 此就“一般語言”為限,不包括那些小部頭的、實用類的方言辭書。該期雙語辭典的編撰情況,也可參楊慧玲:《19世紀漢英辭典傳統》,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附錄三:“19世紀出版的漢英英漢雙語詞典目錄”。其中多數又有抄掇痕跡。]其中都收錄了“literature”的條目,據此可以查考來華漢學家們是如何解釋與定義這一概念的,及于其中所透露出的“文學“觀念。當然,在英語中,單詞也往往會通過根義的變化、擴展而與其他詞語構成一同族性體系,使得對相鄰詞匯,即從同族性中衍生出來的其他詞語的了解成為必要,以便借之加強或補充對某單詞含義的理解。比如在上舉三種辭典中,除literature之外,也均收入了literary、literati兩個詞語,有必要結合后兩個詞語的解釋進行綜合考察。先以馬禮遜《英華字典》為例,對三個源于同族語詞的注解是:

 

    LITERARY man, 有文墨的;文人。…Literary degree are 秀才;舉人;進士:翰林;學士.

    LITERATI of china are called 儒,as a philosophical sect, They are called 儒教; vulgarly they are designated, 讀書人.All the literati from the Han to the Ming dynasty,自漢迄明諸儒.

    LITERATURE 學文. fond of attacking, (i.e. studying) ancient literature, 好攻古文.[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Macao: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2, p.258. 三部字典條目的引用在本文中的引用都省略了注音。]

      馬禮遜對這組詞語的注解,采用了解釋與翻譯兩種方式,所標出的中文語詞,既屬解釋,也可看做是一種對譯,這也是19世紀以來英漢辭書編撰的通例。對literature的注解或注譯非常簡單,只有“學文”兩字,雖然《論語》中也有“行有余力,則以學文”的說法,然于日常并不經用,尤其此處是作為行為方式來解釋的,并沒有對其作為名詞的屬性做出確定的界義,由此可知馬禮遜此時對中國相關文獻或知識還是很陌生的,因而也未能為literature找到合適的中文對應詞。通過參照其對literary、literati的注解,那么可以推測,在馬禮遜那里,“好攻古文”這個例句也是可與相關身份定位聯系在一起的,即指稱那些有古文專長,從而通曉文墨的文人、儒者、所有讀書人的一種行為,因此,在這本辭典中,literature也首先是被作為一種身份特征表示出來的,而不是對某種文本樣態的確定,例句中提到的作為文本的“古文”也只是這種身份的一個附屬品。如果做細微的分別,在中國古代,參加科舉考試者與“儒”、文人——這幾種人也不是完全等義的,盡管在具體語境中的偏義性稱呼是允許的,但從馬禮遜在不同詞條中對之的錯位羅列看,可見他對這些分化性身份之間的關系也是不甚了了的。當然,如撇開譯解的準確性并綜合地看,馬禮遜對literature及其相關詞語的解釋仍帶有某種比較確定的指向,即主要意指與文人、儒者等身份相關聯的那些一般性行為(進而在推測的意義上也隱含了那些人所操持的文本),這也影響到了之后的辭典編纂。

麥都思對這三個詞條的注解如下:

LITERARY 有學文的,彧;literary ranks,科目;literary talent, 穎;literary arena, 文場,科場,文壇;literary examination, 考試,功名;…;a literary character, 文墨之人,筆墨之人,文人;literary composition, 文章,文詞;……

              LITERATI 儒家,儒門,儒教,儒者,讀書人;notices of eminent literati, 文范;all the literati, 諸儒。

      LITERATURE 文字,文墨,字墨;polite do. 文章;ancient do. 袞袞,古文;learning, 學文.[ W. H. Medhurst,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Shanghae: the Mission Press, 1848, pp.796-797.]

 

三個詞條的譯解都留下了馬禮遜影響的一些印跡,從所秉持的身份角度講,也多指向儒、讀書人、文人等,但在排列上更趨整齊、規范。對literary的注解增加了若干可修飾的義項,擴展了指涉的范圍,不限于指某種人,也涉及到場域、能力、文本等,但又同時保持了意義上的某種一致性,即中心語所對應的子項幾乎都可以用“文”來加以對譯(雖然未直接說明)。相比較于馬禮遜的注解,Literature這一條目的改動很大,“學文”已經不再是具有核心意義的指稱了,而是作為一種例證附于詞條之后,核心的界義恢復了名詞化的解釋,即“文字、文墨、字墨”,在范圍上也進一步泛化,指稱一般性的書寫。Polite do 與ancient do,均是分述,polite指向“polite literature”,當然不是今天所說的“純文學”,而是高雅的文體,因而在文類上是可包括經史子集寫作的,并可用ancient do的意思,即“古文寫作”互釋。雖然,literature的意思似乎應當涵蓋所有書寫(“文字”、“文墨”),但從目前麥都思所舉的各種例證來看,還是明顯地偏向于指稱古文,或有修養的、高雅的文章,“學文”則可看做素養提升的一個基本程序。

羅布存德(也稱羅存德)的《字典》1866-1869年于香港首梓,封面即有“英華字典”四字,后數次為中日學人增訂或成為新辭典編纂的參本,如在日本有較大影響的便有井上哲次郎明治16年(1883年)的《訂增英華辭字典》。羅氏該著當然也有承襲了前輩尤其是麥都思的注釋之處,但有程度不同的改易,現輯錄其原文如下:

LITERARY 學文的,有學文的,文,讀書的;literary reputation, 文風;…literary essays,文章; the literary class of China,儒,儒教;the literary profession 書家,文家;the literary arena, 文場,科場,文壇;…(后面還有注有用literary修飾的考試、文墨之人、文人、筆墨之人、教授等詞語)

LITERATI n,pl.The learned, 儒教,儒家,儒門,儒者,讀書人.

LITERATURE n 文,文學,文字、文墨、文章; ancient literature, 古文;modern literature, 今文.[ W. 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Revised and Enlarged by Tetsujiro Inouye, Bungakushi, Tokio: Fujimoto, 16th year of Meiji, p.684.]


值得一提的是該字典在一些編輯理念上的進步,如統一標上詞性,一般詞條的注釋都考慮到了總分關系(主從關系),即先行列出與譯出其總的含義(為一行),后再分述其配置性的含義,為此而使查閱者能更為便利地掌握條目的本義與沿用義,而不用再陷入到含混的辨識中。當然,就現在的角度看,其釋義上還存在著一些不確切之處。[ 除了以上三個條目的釋義并不確切以外,書中的錯誤也包括其他方面的,隨便取就近的literal條看,馬禮遜與麥都思均注解為“字面的意”,無誤,而羅布存德則注解為“正面嘅,正面的”,顯然是因發音上的問題而造成的誤寫。W. Lobscheid,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p.684.]回到其所列條目的具體注解看,literati一條,完全同于麥都思,只是排序上有變化。而literary條,注釋較細,卻多未超出麥都思的范圍(甚至有縮減),像“學文”一語,也是沿襲舊解,然而卻另行標出了一個漢語單字——“文”,這是馬禮遜與麥都思的英漢字典中所未見的。[ 這是就英漢字典而言的,在漢英字典中,這種對應其實在馬禮遜早年的《華英字典》中就已有示例,見下注。羅布存德的對釋很有可能受此影響。]其對literature條的注解也有較多新義,尤其表現在對核心義的譯注增添了前兩部字典未曾提供的“文”、“文學”兩個詞語,其中,將“文”列在首項,可看做是對其他諸含義的一種總括(雖然這也隱含在前二書的注釋中),并對后續的幾個義項具有統領性的功能,[ 另在馬禮遜的華英辭典《五車韻府》中,中文詞條“文”也帶有某種統攝性,如其釋為:“letters; literature; literary; literary men; civil officers.”。Robert Morrison,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Part II), Macao: 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9, p967.或許羅布存德對此也有參照。]這也符合中國傳統語境中對“文”的概念的使用習則。“文學”是首次出現在幾部英華字典中的一個術語,盡管后來的學人有衍生性的解釋,甚至于將之視為潛在地引發了現代性“文學”的出場,但在本字典中羅布存德并未對之有任何解說。[ 有學者認為literature與“文學”的中文對譯始于羅布存德,再輾轉于日本,又進口中國,這個判斷是有問題的,至少魏源40年代出版的《海國圖志》在截錄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時已出現將literature譯為“文學”的例證。另對于那種過去強調近代中文譯語源于日本的看法,馬西尼也曾指出其不當,如曰:“研究現代漢語詞匯的一些學者,他們通常一味強調后面這段過程,對于那些進入漢語的日語新詞,他們以為是借之日語的。而事實是,這類詞匯中由好多是由中國傳至日本的,幾十年后才又回到了中國。”馬西尼《現代漢學詞匯的形成——十九世界漢語外來詞研究》,黃河清中譯,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版,頁98。比如《海國圖志》便從1850年始便有多套傳入日本,1854年至1869年之間翻譯出版了25種取自該書各章的日譯本。另馬西尼述及中文本傳教士刊物《六合叢談》1858年即在日本重刻,1864年又譯成日文,其中便有“文學”(literature)一語,頁100-101.當然,根據我們的考訂,此期流傳的literature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那個“文學”概念。]當然置于此處,也并不會讓人感到突兀,因為中國古代使用“文學”一語也是較為常見的,在不同的上下文中雖然指意有別,但一般地看與“文”的含義也很接近,可指稱泛義的文章書寫等。由此觀之,至羅布存德處,我們終于發現了一則將literature譯解為“文學”的事例,然其仍并不屬于現代意義上的解釋,而是大致上與其他幾個并列項如“文字、文墨、文章”同義或近義,從其所舉的例證“古文”與“今文”看,也偏向于指稱文言文的書寫。[ 有個別學者在解釋“今文”時,將之誤認為“當代文字”,其實這是傳統常用的與古文(經)對說的今文(經),即秦以后的文言文。]Literature在這部英語字典中,指涉的仍然是以文字書寫為特征的,泛化意義上的“文”,其行為的施動者則是傳統的文人、儒者與讀書人,而非特別指向“詩人”或“小說家”等。

從三部英華字典的編撰及相關詞條撰寫中,我們也可發現,“英華辭典”與英英辭典的編撰是有很大差異的,在英華辭典的編撰中,因為既需要維持英語語詞的原初意義,也需要兼顧中文語詞的本有含義,并盡量使二者能夠對應起來,因此而對編撰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中文原詞本來就沉淀了大量異文化的內涵,比如上述詞條中出現的像“儒”、“文人”、“科場”、“筆墨”等用語,均融入了與中土文化緊密粘連在一起的豐富與特殊的意涵,受到中土文化語境、習慣用義等的牽制,是難以被英文單詞所直譯或同化的。既然如此,這種“嫁接”與轉譯性的工作,便會使辭典編撰的過程成為兩種文化間的一場艱難掣肘,并在撰寫出的條目中留下了不可抹除的,同時也是意義收編與抗拒雙向并存的鐫痕。而這個“抗拒”主要由于來自于被注解一方即異域的知識對象,是已然客觀存在的,故此也是緘默的,無聲的。[ 此種理論上的闡釋可參見拙作《從文論史到心靈史》, 《清華大學學報》2009年5期。]也因如此,“等值化”效果便是無法真正落實的,[ “等值化”的提法見蔡祝青:《文學概念流通的現代化進程:以近代英華/華英辭典編纂literature詞條為中心》,《東亞觀念史集刊》,2012年第三期,頁286-288。]我們所見到的只是“并置”(juxtaposition)與“雜糅”( hybridization),而不是“透明性”( transparency)或有像”世界錢幣”那樣的普遍可兌換性。就literature這一條目看,上述注釋的確在部分上實現了兩種語言的對應,比如西方傳統的literature一語與20世紀前中文世界所使用的“文”及其近似語,都包含有泛文本與泛文學的含義,由此也為兩者的對譯與對釋提供了前提上的條件。但在另一方面,如做細致的體會,異碼間的對應也無法是完整的,而是依然存在著諸多因“拼接”( split joint)而留下的縫隙。[ 關于這個問題也可參考斯圖亞特·霍爾在《西方與他方》中的說法:“歐洲將自己的文化范疇、語言、意象與觀念帶到了新世界,以便對之進行描述和表征。它竭力將新世界拼接到現存的觀念框架之中,按照自己的標準,對之分類,并將之并入到西方的表征傳統之中。”Stuart Hall, “The Rest and the West: Discourse and Power”, Hall and Gieben(eds.),Formation of Modernity, Polity Press, 1992,pp.93-94.]

這種縫隙既有文化內涵上的,也有文類確認上的。以文類而言,即便是用“文”來對應與對譯“literature”,我們所看到的也還是有所差別的兩個不同概念。中國古代的“文”作為一個總義性概念,是涵蓋詩、文、經典、史著等所有用“古文”撰寫的文體的,但一般不包括小說與戲劇,而西方傳統意義上的literature,雖然也可特指某些專類,具有偏義指向性,但在一般的意義上其涵蓋面則要更為廣泛,是可囊括所有書寫種類的,大體會相當于“所有書寫物”,因此也可包容小說與戲劇。就此也可知曉,中西在20世紀之前均不存在一個可以專門劃定的,專指“詩文小說戲劇”并偏向于想象性、虛構性的”文學“總稱。至于偏義性與總義性的問題應當還是比較復雜的,在下面的論述中我們還會涉及。


二,幾部英文著作對literature的表義

 

用定義式的表述來了解西人的“文學”觀念,通常是可行的,但并非是絕對的。我們知道一般的語言運用與書寫并不是從辭典的定義出發的,而是與詞語的使用習慣及“體會”有更多的關聯,定義可以從使用習慣中獲取,但使用習慣則往往建立在更為廣泛的知識與交流的經驗中,因此在考察literature的含義時有必要擴大我們的視野,在下文中,首先轉向對那些帶有“literature”一語標題的著述,從字面上看,這些著作應當是專論literature的。

經過通盤的梳理,在整個19世紀,用literature署名其出版物的英文漢學著作并不算多,幾乎只有以下幾部:蘇謀事(James Summers)的Lecture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literature(1853,以下簡稱《講稿》),道格斯(Robert Kennaway Douglas)的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1875,以下簡稱《講義》),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的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1867,以下簡稱《注解》),羅密士(Rev. A .W. Loomis)的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 O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ture(1882,以下簡稱《讀本》)。此外,還有一些在標題中署名“literature”字樣的單篇文章或章節,因體例有別,暫不納入本節的考察之中。[ 此處所涉僅關“著作”,也不包括標題上含有“literature”的作品選, 后者另有馬禮遜Horae Sinicae: Translation for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a、翟理斯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按照本文體例,同樣不包括外國學者所撰的以漢字“文學”為題的著作,后者有【美】高第丕(T.P. Crawford)、張儒珍1869年版《文學書官話》,用中文撰寫,收于日本版《大清文典》。其所謂的“文學”,實為“文法”之意,故“文學官話書”,也相當于“官話文法書”(也可參該書“原序”與“例言”所述,后者直接將書名標為英文的“Mandarin Grammar”),由此亦可知其時“文學”一語在使用上的多義性,然卻無現代含義。]

蘇謀事為倫敦國王學院第二任漢學教授,也是莊延齡的老師。他的《講稿》當是其在國王學院任職時的演講文稿。英國首次于1837年在倫敦大學院設立中文(Professo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教授一職時,曾聘用因病從中國返英的傳教士基德(Samuel Kidd),按照慣例,任職時需要對本專業主題發表一理解性的演講,基德后留有Lecture on the Nature and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一冊,副題即標明是演講所用文本。[ 此可見于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of Publication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49.記有37頁,印發于1838年,即其履職當年。偉烈亞力在傳記部分也標明基德所任之職是“Professo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基德的事跡也可參T. H. Barret, Singular Listlessness, London: Wellsweep Press, 1989, p.71-72. ]蘇謀事延其前輩之例,在1853年就職時也必先準備其講稿,但與基德任“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教職時只談論漢語而不及“literature”不同,蘇謀事的這個文本則將“literature”顯豁地置放于其講稿的標題之中。[ 然蘇謀事所任教職的名稱與基德似并不完全相同,如其著作封面所標出的是“Professo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at Institution”, James Summers, Lecture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ondon: John W. Parker and Son, West Strand, 1853.]然就全書的內容來看,則仍然還是將大部篇幅放在對漢語構成規則的說明上,只是在書末用約6頁的篇幅描繪literature的情況,似明顯有避重就輕之嫌(蓋因對這方面內容不熟)。從其簡要的掃視來看,主要還是以四部(the Four Libraries,四庫)為框架來勾勒literature的總況,并據此分出四個漸次下降的級別(class),第一級別是classical writings(經、四書),第二級別是historical writings(史),第三級別是professional writings(子),含軍事、法律、農業、醫藥、解剖學、數學與藝術等,在這一部分中,蘇謀事還特地提到了一個“light literature”的概念,例舉的有“歷史傳奇、神話故事與民間傳說等,以及相關的神話與佛教作品”。[ James Summers, Lecture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34.]第四等級是miscellanies(集),主要含詩歌與各類文章,又以為大體可歸入“polite literature”(雅文學”)的范疇。[ James Summers, Lecture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34.]從以上的概述可以看到,蘇謀事所述的literature是通過四部分類法中的多個不同層次加以界說與描繪的。

道格斯曾跟隨蘇謀事學習漢語,后繼蘇謀事出任國王學院第三任中文教授。其《講義》一書的副標題為“Two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Great Britain”,[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 London,: Trübner & Company, 1875.]雖屬在皇家學會的演講,但也當是其就職演講的文稿(具體安排還待進一步考察)。該著在結構安排上與蘇謀事類同,除了一如既往地在開頭的綜論部分闡述了研習中文的迫切性及其與英國殖民利益之間的關系以外(借此也可證明此教席設置的一般意義),[ 此種殖民主義的思維套路似也為其他上任該教席的學者所秉承,另頗具代表性的可見理雅各在出任牛津大學中文教授席位時的演講,James Legge, Inaugural Lecture: On the Constituting of a Chinese Chair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and London: James Parker and Co., 1876.]第一講的題目是“中國的語言”;第二講的題目是“中國的literature”,但后部分的篇幅要遠多于蘇謀事的著述,這表明其在相關知識的掌握上也比之于前任更為豐贍(這也體現在其對更早一些漢學家論述的參閱與引證上)。在書中,對其所謂literature的講解,似有些并不統一之處,比如一開始談到像漢語、漢字這種規定性較強的語言,也會直接影響到literature的表達與成就,以致于對想象與思想造成限制,但以為這依然也是可以突破的。[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 p60.]很明顯在這里,道格斯是從比較狹窄一些的修辭學角度切入其主旨的,因此也可將這些論述權且歸入“文學批評”的范疇。然而,在隨后道格斯正式地進入到對作為“最早的文學范例”(the earliest specimens of literature)[ Robert Kennaway Douglas,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 p79.]即五經與四書的逐一紹介與評述中時,卻將主要分析目標集中在諸如政治、哲學、宗教、倫理等方面的思想上,并未再轉向修辭學的視角。而再往下,該書大致是依據一定的主題(“subject”,這也是該書常用的一個詞語)加以敘述的,但又都與“書籍”有關,每個主題下均系有一些代表性的圖書種類,而不是離開書籍來介紹主題(評述時則稍有溢出),這些書籍的種類首先有史書(annals),其中的史傳部分含有諸多知識分支,并置的就有literature;其次有地理學、百科、傳記作品、科學、教育、法律與宗教等的書籍;最后是詩歌、戲劇與小說。借助于這一描繪可以看出,雖然道格斯并沒有在其著作中言及“四部”的概念,但據順序編排與內容展示看,依然大體還是依據四部的結構或線索來組織其知識性陳述的。有較大區別的是在第四部分僅論及詩歌而未觸及到文,并增添了戲劇與小說兩個子項,這與原四部中“子部”的設置是有明顯差異的,反而有些接近后來的狹義“文學”概念。

偉烈亞力的《注解》,是講稿以外在書名上標有“literature”字樣的另一本著作,封面上也注出是一本從“中文翻譯過來的目錄”。[ A.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first edited in 1867; Reprinted in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12.]書前的“序言”(preface)重點介紹了歐洲編撰中國書目的歷程,“導言”(introduction)則勾勒了中國書籍(與書目)生產的歷史等,由此而見,書名中的“literature”更恰當地可以翻譯成“文獻”,甚或“典籍”。全書的正文部分,被道格斯分為四大門類,即Classics,History,Philosophers,Belles-lettres, 基本上仍等同于四部的分類,只是后兩部的命名相比較于蘇謀事,似離“四部”的原義要更遠一些。第四部的“belles littres”的命名,原自法文,有“美文”、“美的文章”的意思,貌似接近于現代意義上的以審美為內核的“文學”概念。但是“belles littres”這一部分在文體上所載錄的仍然還是原“集部”的書籍,并不包含有各類小說,無論是白話小說還是原“子部”中的“小說家”等,可見未離傳統的界義范疇,更偏向于“美文”而不是后來的“純文學”的含義。同時,在第四部的標題中,著者并沒有使用“literature”的用語,而是用了“littres”一詞,這當然也是有某種意義指向的;此外,在該部的更下一層的目錄中,即四庫原有的“詩文評”中,通過將這一標目翻譯為“Critiques on Poetry and Literature”,從而使“literature”被用以指稱傳統意義上“文”(散文)而將“詩”排除在其外,借之可知,當時對“literature”的使用還是相當不確定或說是多樣的,但又未超出這一西語概念所指稱的基本范圍。比較特殊的是在philosophers的下一級目錄essayisis中,道格斯專門加入了“fiction”的小分項,著錄的圖書有《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傳》、《紅樓夢》、《說岳全傳》,甚至《金瓶梅》等,并評述到,小說作品“雖然不被中國人視為其民族literature的一個部分,但是歐洲人卻認為它太重要了。”[ A. Wylie,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p.201.]毫無疑問,這一表述是有突破性意義的。當然在偉烈亞力的分類系統中,還未將白話小說與詩歌、戲劇等置于同一個類型中,這與傳統分類框架的牽制有關,但至少已在著者那里取得了專門的關注,這也為這些文類后來在中國知識譜系中的安身埋下了伏筆。

除了以上三位英國漢學家,美國傳教士羅密士在80年代出版的《讀本》也在書名中標出了“literature”的字樣,[ 羅密士生平可見偉烈亞力對之的簡短記錄,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pp.148-149.]但不像前幾部書那樣屬于一個總體性概念,而是依附在儒學的名義之后的,因此其著述也應當反映出是從儒教角度出發的對“literature”的論述。[ 當然事實上也未必如此,比如在第三部分的選集中,就麇入有佛教、道家的語錄。Rev. A .W. Loomis, 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 O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ture, San Francisco: A. Roman, Agent, Publisher ; Boston: Lee and Shepard, 1882,Part III, “Selection”, pp.275-288.]該書共含三章,第一章是總論,第二章是《四書》的摘譯,第三章是《四書》以外的語錄選譯(主要摘引自衛三畏的翻譯,以及《中國叢報》、《皇家亞洲文會中國支會通訊》等所載譯文),因譯文占據有較大的篇幅,故嚴格地說并不完全屬于自撰性的著作,但我們仍可以通過這個既定的架構加以判斷,認為其所謂的literature,大致相當于“典籍”(“文獻”),隸屬于“文”的一種分派義,這一含義也可以通過其所撰“序言”對“書”(book)與“典籍”(classic works)的論討得以確認。[ Rev. A .W. Loomis, 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Classics: O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ture, ”preface”, vii-xiii. 至于序言中隨文出現的另外幾處“literature”,則又可另做解釋。]

以上述而論,雖然這些著作都以literature為標題,然而均未給literature下一個明確的定義,比如“literature”指稱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通過梳理仍可以發現,書中的literature幾乎都指向了“文章”、“文墨”,特別是已經成形的“文獻”與“典籍”的概念,而在蘇謀事、道格斯與偉烈亞力那里,為了對之有一個既含整體又有特定荷載的表述,便是以“四部”來加以概述的,為此“literature”也既可指稱確實存在的四部,也可泛指差不多所有的書籍或典籍,[ 在中國傳統文獻中,類似的表述又有如以“佛藏”的概念來指稱所有佛教文本。]或“書本知識”(并由此而區別于實踐性、民族志等的知識)。而對這些書籍與文獻的閱讀與掌握,也就成了有“學識“之人。當然,即便有一個基本的界認,literature在不同的語境與場合下,也是攜有其多義性的,可以往下再做分化,也可以往上進行意義提煉,就后者而言,有時也可籠統地理解與翻譯為傳統的一個統名:“文”(比如在前三部著作的標題中),甚至于可以在個別的情況下理解為更具抽象化的概念:“文化”。[ “cult”、“culture”的用語在19世紀的英語文獻(甚至與漢學家的著述)中也并不少見,為避免贅引,在此不再累舉。]

當然,正如我在上文已指出的,即便我們取中文當中意義最為廣泛的“文”來對應于英語中的“literature”,其含義也還是有差異的,關于這點,道格斯與偉烈亞力的著述為此提供了最有說服力的例證,他們都有意識地將小說與戲劇納入到“literature”的敘述范圍,從而突破了中國原有的文獻學范疇或“文”的指稱的邊界,而對這兩種通俗文類的包容性,也是與英語在當時的習慣用法不相違逆的。當然,包容并不等于專指,這仍是具有區別的,因此在上述著作中,這兩個虛構性的文類依然是以不同的,也是混雜的方式被安插與棲息在傳統的分類系譜中的。


三,其他的佐證及總名/偏名之辯 


除了辭典與著作撰述材料之外,對“literature”的專門性論述,也會通過一些單篇文章與書籍章節的標題呈示出來,似乎有必要再做一些資料上的追蹤。然而令人稍有詫異的是在查檢19世紀的一些大型英文出版物如《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與《北華支會會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時,正文標題上出現“literature”的文章幾乎均不超過兩篇,[《北華會刊》載有P .G. von Mollendorff, “Essay on Manchu Literature”(Vol. XXIV); E. T. Williams , “Some Popular Religious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Vol. XXXIII), 均含駁雜的“文獻”之義。其中不包括用literature來形容文本外事物,如W. F. Mayers, “On Wen-ch’ang, The God of Literature”(“文昌星”Vol. VI)。在《中國叢報》中,如不更細地探查一些布告中的小消息,則僅查到一篇 “Periodical Literature”(Vol.5, No.1, 1836),內文主要介紹中國近年來的各類出版物如《京報》等。]只有《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發表標有此語的文章稍多一些,約為5篇[ 可分列如下:1, E.J. Eitel,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Vol.4, No.5 ,1876); 2, C. P., “Native Literature on Chinese Porcelain”(Vol.6,No.2-3, 1877); 3, W. F. Mayers, “Bibliography of the Chinese Imperia Collections of Literature”(Vol.6, No.4-5, 1878); 4, E. J. Eitel,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llustrated by Literal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Vol.15, No.2,1886); 5, E. H. Parker, “Foreign Literature in China”(Vol. 18, No.4, 1890). 其中, E. J. Eitel,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據內文所示,是對班固《漢書》中一個章節的翻譯,涉各種歷史文獻而未及“文學”概念。],但多屬沒有多少行的文獻小評或書訊、書評類,無多大參考價值,這也至少可看到當時來華人士對這一總名性概念的措用是很有限的,盡管與小說、戲劇、詩文等相關的論文還是相對比較多的。這也使我們需要重新將視線移向那些著名漢學家的書寫材料,即在其撰寫的文章標題中或書章中使用了這一概念的情況,也基于這些撰者的影響力,應當可看做是更有代表性與判斷價值的。這些材料大致有:德庀時(John Francis Davis)在1922年出版的《中國小說》(Chinese Novels)中有一篇題為“Observations on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China”(以下簡稱《觀察》)的長達50頁的“序言”,又在1865年出版的《中國雜著》(Chinese Miscellani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 中有一篇“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and”(以下簡稱《興起與發展》)的論文;裨治文(E.C.Bridgman)在《廣東方言撮要》(Chinese Chrestomathy in Canton Dialect,1841)一書的“序言”中有一節關于“Chinese Literature”的論述;翟理斯在《中國概論》(China Sketches,1875)中設有“literature”的專章。再就是還有兩種作品選也在書名中冠以“literature”的概念,因不算著述類,在前面并沒有介紹,然其仍對我們所關注的核心概念的辨識有不可輕怠的意義,這就是馬禮遜在1912年出版的《中華之晷》(Horae Sinicae: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與翟理斯在1883年出版的《古文選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想必根據這些材料可有進一步的補充,以對19世紀漢學家心目中的“literature”形成一基本完整的把握了。同時,在這些材料中出現的一些有意思的概念表述,也將有助于我們去進一步分析literature這一總名下包含的多層意指,以將本案的研究引向深入。

按照以上排列順序,先來看德庀時的論述。在《觀察》一文中;涉及literature的部分,撰者首先提到,要想獲得對中國的最為親近的知識,就是“翻譯他們的popular literature,主要是戲劇與小說。”[ John Francis Davis, Chinese Novels: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to which are added Proverbs and Moral Maxims: Collected from Their Classical Books and Other Sources) , London: John Murray, 1822, p.9. ]其中,從翻譯與接受的角度看,小說又是更為合適的。這個譯文集囊括了三篇小說和一部作為外編的諺語、格言(“圣諭”錄)集,這大致就是德庀時在使用“popular Literature”時給出的范圍。文章的興趣主要集中在對中國小說的倫理學、人文學,尤其是跨文化意義的解析上,此可不論,值得注意的是,德庀時措用了“popular literature”這一當時比較通行的概念,可以看做是literature的一個偏名,即偏義指稱,那么作為總名的literature又當如何呢?從他后來所撰的《興起與發展》一文中,似可獲得較為確定的解答。

《中國雜著》共含德庀時前后所撰的文章9篇,《興起與發展》是其之一,因為并未注明發表時間,故不知撰于何時,但據文中引用資料所標出的年代看,應當是寫在60年代之后,[ 書中標出時間最晚的一種著述是蘇謀事1862年出版的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可以想見其評述與包羅的范圍也會是甚廣的。同樣,如上文一樣,從認識中國的角度出發,德庀時提出有必要去了解中國的popular literature,這“包括他們的戲劇、小說與傳奇、詩歌”。[ John Francis Davis,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and”, Chinese Miscellanies, London: John Murray, 1865, p.55.]隨后在例舉早期出現的“亞洲文學分支的先驅”時,提到的還有中國研究方面的“語文學”(philological)著述、翻譯學,其中,像英華辭典及一些語法著作的編撰當然也可納入語文學的范疇之中,因此在該文中也是不惜筆墨地予以介紹的。而語文學與literature的互容關系在德庀時所寫的下面一段文字中又可得到更為確鑿的明證,如他說的:“在以中國literature為對象的作品中,有一部馬禮遜博士發表的作品,題目為View of China for Philological Purpose。這是一個奇妙的標題,在四開本的書籍中,涉及到地理學、年代學等,……。”[ John Francis Davis,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and”, Chinese Miscellanies, p.57. 此也可見馬禮遜的原件Rev. Robert Morrison, A View of China for Philological Purposes, Macao: the Honorable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1817.]這種學科歸類應該主要不是從內容,而是從文獻學的意義上講的,因此也是可以被literature或philology所包含的。當然,德庀時也曾表示希望對literature的定義做一個大致的劃分,這可以從翻譯的品類入手看:“以下在述及對中國literature的早期翻譯時,我們可以粗略地做出兩種分類,一是經典與歷史類,包括他們的圣書;二是belles-lettres,或是戲劇、詩歌、傳奇與小說”,其他還提到旅行、科學、工藝等著作,盡管這些著述并不多見。[ John Francis Davis,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and”, Chinese Miscellanies, p.62. ]這個分類已經比較接近中國本土學人在20世紀初已較多述及的“廣義文學”與“狹義文學”之分,雖然第二大類型中所括入的文體還有些混雜。德庀時采用的還是偏義指稱法,借此以突顯分疏出來的文種各自所具的特征,同時也是依據西文中原有的表述。文章隨后還提到了另一個偏義性概念“lighter literature”(消遣文學),涉及的也是傳奇與小說,并將之與“popular literature”的概念等同起來 [ 參John Francis Davis, “The Drama, Novels, and Romances”, Chinese Miscellanies, p.91. ]。就此,也可再次見出于來華漢學家們中存在的一種幾乎近似的意識取向,即通過將那些為中國傳統知識譜系所無視的、被邊緣化的通俗文類納入“literature”的表義中,以實現對舊系統的改造。言及于此,我們是否想到了在翻譯界已過多使用的一個熟語:“歸化”?

裨治文的《廣東方言撮要》所寫較早,其長篇導言中有“Chinese Literature”的一個專章,所述含括四書五經、詩與散文,大約相當于指“全部的中國書籍”(all Chinese books)。 [ E. C. Bridgeman,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Canton Dialect,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introduction”, xvi.]在隨后的“學生參考書”中,撰者還以“四庫”的順序,較為詳細地羅舉出了作為經典閱讀的書目,并用中文、英語、廣東話三種語言對這些書題做了標示,“literature”的概念指向應當是清楚的。

翟理斯在1875年出版有《中國概論》(China Sketches)一書,為其早年之著,并設有介紹“literature”的專章。這部著作與其說是概論,不如說更像是一種發揮自己對中國感想的論辯之作。作者反駁了漢學家,尤其是傳教士漢學對中國“文學”的貶抑性認識與書寫,以為他們用奇異的、一知半解的、黑暗的想法去理解它們。提到中國literature所包括的著作時,翟理斯羅列的有詩歌與小說,但似又特別提到了科學與歷史,這或與其某種理念相關。[ Herbert A. Giles, Chinese Skectches, London: Trubner & Co., 1876.]1883年翟理斯出版了另一本題為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的作品選,其目的也是為消除過去漢學家造成的對中國知識的偏見與陋見。雖然選本篇幅不算大,但從框架來看,卻顯示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規劃,即試圖統攝自周代而至清朝漫長時代的代表性作品,體現出了其自詡的“總體文學”(the general literature of China)觀,[ 此處的英文表述見“Extract from Preface to First Edition”, Herbert A. Giles,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Revised and enlarged, Shannghai: Bcllp and Walsh, Limited,1922.]然細審其用心,在分析方法上也還出現了一些與前人不太相同的變化,這就是相當之關心這些選入篇章的“風格”(style)特征,并用這一概念去分析所選作品,[ “style”一語的使用見其書前的“Notes”中多處,Herbert A. Giles,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 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 iii, iv, v, vi. ]從而表明其不單在意這些文本所傳遞出的思想,也開始關矚這些文本的表現形態。

最后我們回到馬禮遜的《中華之晷》,這本譯文選的副標題中標有“popular literature”一語,借此而對錄入的文本做出概念上的限定,這不僅是馬禮遜出版的有關中國的第一本書,也是英語漢學界第一本冠以“literature”之名的出版物。書中共含七篇譯文,分別為《三字經》、《大學》、《釋氏源流:佛的故事》、《合講選粹》、《道教源流:太上老君》、《戒食牛肉文》、《中國書信選》,根據書前一篇以出版人身份寫的“告讀者”,編輯此書的目的是為讓英國的讀者能夠更為廣泛地了解中國人的“道德與人文知識”, [ Robert Morrison, Horae Sinicae: Translation for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a, London: Black and Parry, 1812.,“Advertisement”,iii. ]雖然像《三字經》、《大學》等的確在中國民間是十分流行的,但是其他一些小雜篇的選譯則不知馬禮遜所據為何,或是來自當地一些比較易于得手的本子。[ 另據學者的考訂,“釋氏源流”、“道教源流”兩篇均出自《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一書;“戒食牛肉文”源自《三教擇錄》(清陸逢泰擇錄)中的“戒食牛肉報應案十四條”。 李新德《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中國儒道釋典籍之翻譯與詮釋》,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頁251。馬禮遜也曾藏有這些書,此見Andrew C. West, Catalogue of the Marris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 London: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8)。]當然,對于本文來說,更重要的還是關注“popular literature”的指稱范圍, 由上可見,基本還屬于一些民間的教化素材。鑒于馬禮遜的這部選集畢竟所出甚早,因此其所使用的這一概念也會更為陳舊一些。

通過以上的梳理,我們基本上已將19世紀漢學中有關“literature”的重要文獻做了一個較為完整與集中的展現,借此可以獲取一統觀性的認知,作為總名的“literature”雖然也有些側重上的不同,然大致上是指泛義的文字書寫,或在不同場合下指書寫的文本、文獻、書籍等,甚至于泛義的學問,顯然與現代意義上的“文學”無關,既然如此,對之的翻譯是否也將據情而擇之呢?偏義性的“literature”則是借助于一個附加其上的限定語來揭示其內含的,是指總義性literature中的一個方面,或一種類別,綜合起來看有以下幾種:

Popular literature:一般指通俗性的讀物,然各家的解釋也有區別,比如馬禮遜所指大致相當于民間流傳的各種讀本,并包括了三教等的教化材料,而德庀時所指偏重在一些虛構性的文本,如戲劇、小說、傳奇。

Polite literature:從上述引例看,該詞一般指稱高雅文體,當然也是用古文書寫的,包括了各種文類,比如經史子集等文獻,因此也可與popular literature對舉,看做是一對相反的概念。在這些引例之外,另需一提的是衛三畏(S.Welle Williams)《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1882)中有兩個專章分述“Classical literature”與“Polite literature”, [ S.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w,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2, Reprinted 1931, pp.626-723. 衛三畏此書的副標題為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Literature, Social, Life, Art, and History”, 其中雖然有“literature”的字樣,但全書卻是一種對中國情況的概覽,因此未列入本文所說的“專書”中。]并明言前者是指經部,后者是指“史子集”三部,如此劃分的目的或是為突出經部的地位,然在總體上,或在大概率上與其他漢學家處理polite literature概念的做法仍大致相似。當然也有所區別,這就是衛三畏在后一章的介紹中嵌入了原子部與集部中并不包含的戲劇作品以及《聊齋志異》、《紅樓夢》、《今古奇觀》等白話小說,這與傳統polite literature的原義(或與以古文書寫的一般標準)是相乖離的,這自然與其欲為中國通俗文學正名的意識相關,反映出了漢學界的一般傾向,只是其他漢學家并未將這些文類置于polite literature的名目下,不然又如何區別其與popular literature之間的界限呢?[ 這種例外的情況也見之于衛三畏在同書中將戲劇、詩歌與小說稱為“belles litters”,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w, p.675.]

Light literature:指消遣性的文學,因而能夠帶來輕松、愉悅的閱讀效果,各家所舉的基本上也都為小說、傳奇、故事之類,與popular literature的含義有交叉重疊,但不完全一致,比如像以明顯的教化意義為主旨的讀本即難以歸入其中。

Belles littres相當與“美文”,偏重在文字、修飾上界定書寫文體的特征。這一語匯中因未含literature,嚴格地說似不在概念討論的確定范圍,但由于其詞根“littra”與“literature”相同,[ 這個解說也可參Peter Widdowson, Literature, Routledge, 1999.中文版參錢競等譯《現代西方文學觀念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頁31。]并在這種組合下實際上也可與literature的分義進行意義上的互換,因此也可援入延伸性考察的范圍。偉烈亞力用以指稱“集部”的詩文,故當與后來的“純文學”概念有一定的區別,所有的古文只要讀起來有美感(無論是實用的還是想象的等),都可以用這一概念來稱呼,這一用法大體與英法語境中的使用習慣是相吻的。德庀時只是提及而沒有對之做出解釋,因此不知是否在文類上有其他的確指。[ 19世紀第一部由中國人所編英漢辭典,即鄺其照《字典集成》(English and Chinese Lexicon)中亦收入“Belle-letters”一條,僅用四字解釋:“六藝,技藝”,明顯擴展了其含義,HongKong: De Souza & Co.,1868, p.26.]

以上對幾個偏義性概念的列舉與說明,可以擴展我們對literature一語多種指意可能性的確知,而不僅僅局限在總名的范圍中討論問題。偏義性概念的存在,也是由語言指稱的靈活性所決定的,并同樣是由習慣造就的,更進一步而言,是由不同的文化造就的。事實上,上述的幾個偏義性概念也多少會存在于中國本土的說法中,但并不一定那么對稱,特別是將之與幾種正式的編目學編排加以對照時,可發現其間的出入還是比較大的。從結構語義學的視角看,知識與學科的分類,往往是由對不同的秩序編排方式引起的,不同的文化中會有對知識秩序的不同編排,并通過一些鮮明的標目顯示出來,而將之置于跨文化的系統中加以對照的話,則可見出其間的同異。literature在中國場域中的使用為此而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證明。從中我們也能見到,19世紀西來的這些學者對中國通俗讀物,尤其是小說與戲劇表現出了濃厚興趣,并以各種方式將它們納入到自認的“literature”系統之中,或許會對未來新的文學概念的出現帶來一定的影響。但是另一方面,還不能以偏義性概念來全部替說、僭位總義性的概念,畢竟在這一時期的語域中,總義性的“literature”在漢學表述中仍舊是有明確的規定性意指的。


 四,尾聲:翟理斯的終點 


文末,我們還需要再次提到翟理斯,談談這個世紀之交的人物。翟理斯,甚至于他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這本書,可談的話題實在是太多了,在此,我們只能揀取那些與本課題最有關聯,并能夠引起啟發的側面做一簡略的陳述。

從其該書所涉及的內容看,被框架在literature概念中的文獻種類仍然很廣,首先是經史子集,比如五經四書、諸子百家、遷固諸史、宋代理學、辭書百科、醫學與律法、農學等“科學”著作,有些書目或是因他的偏愛而專設條目的(比如《本草綱目》、《農政全書》等),卻依然是在四部范圍內的,并承續了前期漢學的最基本思路,尤其是其在所有各章(按時代排序)的大標題上都標上的“book”這樣的概念,其意當然是想將書名中的”literature”更為明確地與書籍、書寫物、文獻一類的概念等同起來。借此,并通過將之與整個譜系的上連下掛,我們大致已不難理解鄭振鐸已然指出的那些問題究竟緣于何處了。然而在另一方面,翟著也與前期漢學家一樣并不忌憚于四部的規定,將在此范疇以外的小說與戲劇,甚至晚清的墻頭文學(wall literature)、報刊雜志、幽默故事等均囊括于其書中,特別是,在書中有意識地擴展詩文、小說、戲劇的比重,使之大大壓倒了經史與各種子書占據的篇幅。關于后者,我們知道,在前期漢學有關“literature”的著述中,長期以來都是被作為更為重要的內容予以推薦的。就此,也可發見這部著作所嶄露出的一些新的跡象,即其對literature這一概念邊界與重心的把握已有異于他的漢學前輩,將原來鋪出的路軌又“延長了一公里”。

這種變化也表現在其對各種文本所采用的觀察視角、描述方法上,因而需要格外提出并予以重視。比如其以對最為典型的“非文學性”讀本五經的分析為例,翟理斯在一開始就提出了他的一個分析原則,并對本土學者多偏向于從考據,或道德與政治隱喻學的視角出發形成的注解傳統進行了批評,以為這一傳統往往使得他們對經典中存在的生活感與美感持視而不見的態度,就《詩經》而言,他們當然“不可能看到詩中表達的單純的自然美”[ Herbert A.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D. Appleton & Company, 1901, reprinted, 1924, p.24.],為此翟理斯引用了大量來自于《詩經》的譯詩,來證明它是能讓我們進入到一個充滿風情的世界中去的。又以《左傳》而言,翟理斯以為也無需從經學訓詁的角度對之做扭曲的解釋,它的撰者盡管也是一位孔門的信徒,但這無損于將之看做一位“散文之父”(as the Father of Prose),使其奪目的敘事流傳后世,這也是因為“他通過將每一個原來記錄的事件添加完整的場景,從而為那些編年史的枯燥骨架穿上了生活的外衣。”[ Herbert A.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p.26. ] 似乎已無須再多加引述,我們就能發現融入其著作中的一些更為新穎的分析方法。這些方法,包含有已經提到的生活感分析,美學分析,還有情感分析、形式分析與“風格”分析(“style”也是常出現在本書中的一個概念)等,它們在之前漢學家們的著述與文章中,一直是匱缺的,至少是不經見的。[ 當然也會有一些,比如在德庀時《漢文詩解》(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以及其他一些論述中也會包含有這些分析成分。然就以“literature”冠名的著述來看(而不是單論小說、詩歌與戲劇的著述,這在邏輯上是要區別開來的),則畢竟還是十分稀少的。]由此而再次可以證明其在看待“literature”的視角上所發生的一些明顯變化。

除了書名中標出的這個總義性的“literature”之外,翟理斯的著作中也出現了幾個比較特別的偏義性概念,主要有“general literature”、“miscellaneous Literature”,由于其在該書中占據了一個引人注目位置,也需要提出來加以辨析及做適當的澄清。

General literature:在翟理斯早期出版的《古文選珍》中是指相對于非全時性、全文類涵蓋性的,片段化與類別化的撰述而言的一種總體性歷史,這個含義在后來出版的這本書的“序言”中也有提示。然而在以最為突顯的方式呈示的兩個章節標題中,卻都是與另一個概念“古典的”(classical)并置一起,形成了“classical and general literature”的句式,為此,也可以將之分化成兩個概念來看,一個是“classical literature”,另一是“general literature”,前者當然不能直接譯成“古典文學”,因據書中的介紹,還是多為經史類的著述,后者則相當于通常所說的散文,這也反映在對具體內容的介紹上,并且在開始論述柳宗元、韓愈、李華等同類作者時,直接用了如“writers of general prose literature”這樣的詞語統稱之。[ Herbert A.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p.191.]書中將兩種類型的撰述放在一起,大約是因為它們的書寫所使用的均為散體古文,即“古文”,而“general literature”則偏向于指稱“一般性的散文”。當然,不管著者的用意何在,“general literature”這一概念其實還是可以用prose來取代的。

Miscellaneous literature: 對這一偏義語的判斷需要與“miscellaneous”在19世紀語境中的使用及含義的發展聯系在一起。我們知道,最早進入中國的學者馬禮遜即已用這一詞語來命名其著述,如Chinese Miscellany(1826),其后,僅從早期的著述看,尚有麥都思(W. H. Medhurst)的Miscellaneous Pieces(1844,出版時中文名為《雜篇》)、The Chinese Miscellany(1849),伊云士(John Evans)的The Periodical Miscellany and Juvenile Instructor(1836),等,而德庀時也將其論文集命為Chinese Miscellanies,我們已將這一詞語譯成“雜著”。其原義有駁雜之文或叢集之意,因此也可據此而延伸出相關的各種借用(比如蘇謀事將之用以指稱四部中的“集部”)。然在翟理斯的這本著作的目錄中,竟出現了多個將之與“literature”聯綴而命名的標題,用以概述某一時期的書寫與著述,指稱諸子、一般散文、詩集(而詩與散文又另有獨立的標題),甚至于我們上面已經提到的各種農學、醫學等著述,因此也自然造成了界義上的混亂。或許更多地出于篇章編排的考慮,可用之將不便歸類的內容捆綁在一起。

通過以上事例,我們能夠進一步地了解到偏義性概念的更多用途。當然,有些過于獨創的活用(如以上兩例),似乎也會超出常態性的分類,或只是對常態性分類的一種新奇化復制,既不會通行,也沒有太多實質性的意義,甚至于還會攪亂可辨識的分類系統。

在將19世紀最后一位漢學家做了針對性的簡括之后,如對這個翻篇了的世紀做一個總的回顧的話,在有關literature一語的界說上,也許能獲取一些較為完整的判斷或結論。一方面,微妙的,或相對較為明顯一些的變遷還是緩慢地潛行在這一不斷遞進的譜系中的,這或得益于對若干偏義性概念的特殊使用與強調,或者發生在觀察視角與分析方法的改進上,關于這些,在比如60年代的德庀時、70年代的道格斯、80年代的衛三畏,以及世紀之交的翟理斯身上,均有不同程度的顯露。其中的緣由,當然會與該時期英語世界對literature理解的變化,以及文學批評的進展有密切的關系。另一方面,作為總體義的literature,盡管至后期已經開始處在某種渙解狀態,或正在向另一種偏義性概念傾斜,但其大的表義框架并沒有因此而被拆解,也未從中明確地分化出一個獨立的,帶有反叛性的現代“文學”概念。這或許在一定程度上滯后于英國文學批評中的某種超前進程,但更有可能代表了當時的一種普遍與日常的認知,因此也沒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方維規教授《西方“文學”概念考略及訂誤》一文也對此問題有所澄清,以為不能根據有些后人所撰的理論著作對“literature”一詞做超前確認,而忽視這一概念在19世紀普遍使用時所具的含義,尤其是作為現代意義上的“literature”事實上也在彼時遠未占據一主導性的位置。《讀書》,2014年2期。]與之相應,正如我們已看到的,在其時的中國本土知識界,也同樣還處在為舊的概念所籠罩的表述狀態中,需要等再過一些年后,才會出現所謂的“革命性”的激變,盡管,踱向這個起點已經是很近了。

 

                           (原刊于《清華大學學報》[社科版] 201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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